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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赣丽]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7)


    总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不仅需要“从底层民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农民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从民俗文化的传统载体研究转向当代载体研究”[46],其研究对象还应从乡村转向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增加学科的时代感,并注重现实参与性,告别过去对单个民俗事项追根溯源的研究情结,朝向未来、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也就是呼吁当代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以及都市的公共性研究,突出当代以都市生活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特色。
    当然,这种时空转向既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乡土社会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乡村文化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保守性的特点[47],这形成了乡村民俗的地域性、独特性、稳定性或保守性特征。与之对照的城市文化则是变动的、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因而,对此需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范式,“流动的民族志”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流动性而难以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的理论,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而作为实践的大众文化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还有区别,当代民间文化借助大众文化的空间和传播途径仍然存活,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如果走向大众文化批评就会脱离民俗学的初衷和本义。大众文化之于民俗学仅仅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许还是民俗学的。正如西方节日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中国本土化,我们研究大众流行文化仍然需要强调传统因素。约翰·多克曾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认为发生在中世纪市井街巷的狂欢与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48]。这也说明,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民俗学的研究对此不能忽视。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之后,其学科名称并不见得要马上改为“大众文化学”或诸如此类,虽然在德国早已经改为“经验文化学”、“民族学”等名称。中国民俗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学科理论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构,在此过程中,需要继续向国内外相邻学科学习,并结合现实需要做大胆的创新,使这一从我们自己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大树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69—70
    [2]《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70 页。
    [3]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编:《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8 页。
    [4]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6 期。
    [6]他曾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7]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域外民俗学鉴要》,第 113 页。
    [8]尹庐慧:《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与学习:贵州省黎平县九龙寨的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9]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44—345 页。
    [10]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12]转引自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29 页。
    [13]蒋彬:《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8 期。
    [14]陶思炎:《论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东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15]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 年第 2 期。
    [16]朱云涛:《断裂还是延续——论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关联》,《重庆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17]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18]杭之:《一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141 页。
    [19]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 年第 6 期。
    [20]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2 期。
    [21]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296 页。
    [22]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年,第 3 页。
    [23]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4]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5]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26]Stan Le Roy Wilson, Mass Media / Mass Culture, New York: MaGraw-Hill. Inc, 1992.
    [27]耿波:《当代艺术民俗学发展的城市化语境》,《民族艺术》2009 年第 2 期。
    [28]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2 期。
    [29]文军、吴越菲:《多域转型中的“文化抗拒”: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路向及特征》,《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7 期。
    [30]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
    [31]河野真:《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周星译,《民俗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2]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
    [33]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385 页。
    [34]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28 页。
    [35]岩本通弥:《“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西村真志叶译,《文化遗产》2012 年第 2 期。
    [36]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主编:《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37]如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 第 1 期;尤小菊:《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第 8 期。
    [38]本迪克斯·瑞吉娜:《本真性》,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 年第 4 期。
    [39]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40]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 2 期。
    [41]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2]徐赣丽、黄洁:《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 年第 2 期。
    [43]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16—17 页。
    [44]复旦人类学之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afxi.html.
    [45]《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借鉴与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中国高校科技进展年度报告(2005-200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46]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37 页。
    [47]张雪筠:《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48]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第11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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