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51 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 庄孔韶 参加讨论
三，“鼹鼠”察变：更改切-林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 和社会学的人口性比分布图相仿， 半个多世纪前的列文完成了《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专著 [14] ，而关于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最流行的是1950年代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共同研究的分类成果。他们按“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多种类别、原则和关联性阐述。 [15] 由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的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使具有相近的生产力水平和相类似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特征，从而构成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他们划分的狩猎采集业、农业、牧业等大类以外，还有分区的亚类别，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苔原驯鹿型、游猎型、北部和西北草原游牧型、西南部存在的山地游耕型，以及南北汉人社会的稻作和麦作类型等。这一经济文化类型划分虽说就其生物多样性的表达受当时知识限制略嫌单薄外，“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已经关注到生态环境及其文化形态的有机联系。然而，很遗憾，中苏学者联手完成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论述与描图(带有中国版图范围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亚类型图示)—这一多年影响中国民族学学人的学术努力，却没有像他们在苏联版图内完成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两相叠压的双重论述与图示，即缺少一个历史民族区的姊妹篇。 [16] 然而其经济文化类型分类背后的“历史民族区”(有译历史民俗区)十分重要。它旨在说明区域生态-生计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包括一些具体的区域民俗事项分布)之间的历史上的有机联系，这一涉及文化地理、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民俗相关性分类系统图示，对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方经济文化变迁问题仍有人-地关联性的比照作用。回想中国古代从司马迁起就有民俗区划，今人也有根据史料为两汉重构民俗区划，并探讨了环境甚至政治对民俗区划生成的影响。 [17] 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发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生态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共同创造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在不同生境上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及其相关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关联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整合的规则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成了对日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或陷入困境的重要评估标尺。如果把切-林分类范式中抽出那些如今已有新的理论发展的生计类型看，中国的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四类最为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占了中国主要的版图面积，以及人口和民族的大多数。而且这四种类型的人类居住地都被不恰当地干预过而承受苦果。这就属于人类学对上面提及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系统失序的改善研究。如果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不知不觉地翻看旧日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陈述和图示，才会觉得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这些辛勤的中苏民族学家描绘和绘制民族志地图，由于地方点上地貌、生计和生存方式的急剧改观，已经到了重绘面上的经济文化类型陈述与图示的时候了，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所理解的切-林氏的蝗虫法中国经济文化类型陈述与图示中，森林苔原驯鹿型被认为是最具传奇性的生活方式之一。例如，历史上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长期住在针阔混生林带，林地密布着苔藓植物，是驯鹿群啃食的天然“饲料”。他们游猎和放养鹿群，一年一个移动周期，其大家族组织正是适应了这种灵活的游徙生活方式。鄂温克人熟知驯鹿的辎重、转移和奶制品等的实际价值，好的生活经验与群体意识无形中规定了苔原承载驯鹿数量的习惯标准。在居住地，驯鹿不仅做为彩礼交换互惠，还是人与神之间神灵的重要媒介。 [18] 鄂温克族的游徙人群与驯鹿种群和谐地相依为命，创造了自身的积极的生命价值。所以鄂温克族的小生境系统整合了动植物种群、地方族群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整体。 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在最近几十年间，却因森林大面积砍伐而消失，而附着地表的苔藓植物亦减少殆尽，随之，驯鹿业也难以为继。社会的发展颓势造成少数族群心理及社会病症，酗酒和非正常死亡比例增加很快。 [19] 狩猎游徙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一样，还遇到了从民国时期的“弃猎归农”政策;解放后和大跃进时期，以及直至今天，地方政府仍积极贯彻定居政策 。但定居的思维与行动在游猎驯鹿民族生活中造成文化中断，出现“弃农归猎”或因不熟悉务农而使生活无着，甚至酿成高酗酒和高自杀率的严重后果。 总之，在中国东北部主要为满-通古斯语族的森林狩猎和苔原驯鹿类的民族共同遇到了社会发展与文化生存的困境。主要表现还在于：1，从清代、民国、以及解放后，政府数次推动上述少数民族下山定居的失败的努力，导源于定居优于传统林中游徙生活方式的“进化论”影响，以及外来价值观的强力跨文化实践。2，在若即若离于游徙与定居之间出尔反尔的生活状态，小民族陷入了社会文化生存的窘迫状而不能自拔。文化中断状态不能弥合，心理与社会问题丛生。3，即使是小民族同意或接受的社会发展试验(如新的定居试验)也需要讨论文化中断-文化适应的“过渡期”选择问题。(如我们曾参与了由地方人民、政府官员、学者和驻京诸国际组织(含非政府组织)等的关于鄂温克人定居方案实施的多头对案讨论会，以评估政府对少数民族新的定居计划与行动。) [20] 不仅如此，在中国各地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业四大类乡土社会均被外力干预后出现不可逆情形的时候，重构一种变化了的新生计生态系统就不得不关注恰当的技术支持和促进文化整合。其中，地方族群的主体性地位之保持和尝试寻找生计方式与文化心理上的转换时空是文化适应的最重要的前提。 显然，切-林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描绘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状态现在已经发生变化，那末，那里游猎、驯鹿、家族公社和桦树皮民俗文化何在呢?人类学上多次“文化中断”的100年间，植被志、生计方式、人口志、民俗志和民族志都随之会发生内容的改变，可见，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没有静止的知识，鼹鼠之屡次察变，将推动新的民俗志(图)和民族志(图)耐下心来慢慢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