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29 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 庄孔韶 参加讨论
四，“轮养制” ：“鼹鼠”在文化交汇处与“蝗虫”对话 就中国汉人社会的农村家庭生活方式而言吧，早有人注意到一种在父母年老后定期或不定期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吃住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书》四十三卷里就记载过十天一轮的轮值家族生活方式，而且是在一个富庶人家，至今看来轮养制和贫富关系不甚大。当笔者考察福建地方的“轮伙头”制的家族关系的过程中，主要是挑战西洋学界传来的几种主要的家庭分类构成：即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扩大和组合(联合)家庭的确定内涵的分类标准。 问题刚好出在长期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人口普查统计。有人问到，当父母轮住到大儿子(如果有子嗣)家，大儿子家还算核心家庭吗?如果不是，按家庭类型分类法就已经是扩大家庭了。因此，当时的这一疑难问题最终以依人口统计标准时刻的家庭构成为判断基准。这样，笔者在福建的调查点上就出现了下列情况： 169个上报的核心家庭中有128个处在轮值状态，43个主干家庭中有8个为轮值时的统计分类，13个单身家庭中有5个处在轮值家庭生活状态中。 [21] 以此类推，中国农村汉人社会大约有五分之二的轮养制家庭分布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家庭人口统计中得到反映。进一步而论，来自西洋的流行于学界的切割式家庭分类法显然不适于汉族农村动态的轮养制家庭生活方式。这样，中国汉族乡村大面积的轮值制家庭就处在现代人类学的关照之下，但做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民俗之复杂成因仍是一个充满兴味的课题。 笔者这里的主旨并不是继续探讨轮值制家庭生活方式的成因问题，而是从一种大面积的汉族乡里民俗引申到20年前上课时的一个扩展的思路上。当时民族院校的学生90%是少数民族，我便在课上讨论少数民族地区有没有轮养制的方式，其思考因由是：几十年执一的中国政治政策中所携带的汉文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颇具感触的结果是：云南景洪的部分哈尼族、景谷部分傣族、内蒙古元宝山部分蒙族、宁夏部分回族，以及土家族、畲族等都在20世纪中叶发生了轮养制。这样我们从轮养制事象隐约看到了汉人社会的边缘传播和互动效应。当然，我们最为关注的不是上述畲族和土家族，因为如畲族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很多，一些地区早有轮值制记录和传说;我们的兴趣在于那些家族构成和继承制和汉人非常不同的民族何以改变成轮养制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课堂讨论已经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原因。如蒙族学生秦力一认为，蒙族行幼子继承制，多年来，由于一致的户口、土地(草场)政策推行，幼子难于有早年那样特殊的地位。加之50年代以来平均主义的口粮政策、公社体制未脱离传统大家族大锅饭的文化哲学，有汉文化的深刻烙印，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子继承或长子继承习俗冲击很大，以致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转而实行轮值家庭方式。哈尼族学生王玉梅认为，在云南的一些地区，汉族知识青年落户少数民族村寨也发生了文化与习俗的改变情形，异族通婚者首先尝试了轮值和固定奉养的汉族家庭形式。我保留他(她)们的20 年前的有关作业，是源于我一直存有的到那里去调查的念头，还有，就是20多年来，那些实行汉人社会轮养制的少数民族家庭究竟是继续着，抑或是中止了他们的轮养制生活呢?笔者一直系心萦怀。 终于，笔者等到了一位对此有兴趣的博士生马威，开始了她的轮值制研究，并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在80年代课堂上的蒙族学生秦力一。现在，她已经初步完成了半个世纪前接受轮值制家庭形态的蒙族地区田野调查(秦的家乡)，旨在寻找过去和现在接受轮养制的原因、变化和差异。尤其是蒙族传统观念融合进文化边际族群的轮养制，使笔者看到了文化采借与交融的珍贵的民族志场景。 [22] 这使我们回来思考一个大面积的族群文化范畴的边缘呈现的实实在在的传播、采借、调适和涵化现象，人类学的鼹鼠工作刚好记录了在汉族大面积分布的轮养制习俗的边缘之扩展实况，即从此鼹鼠和蝗虫有机会在文化边缘相遇。那末，是蝗虫法的知识积累启发了鼹鼠去工作呢，还是鼹鼠法改变和扩展了轮养制的平面分布呢? 实际上，除了传播论之一的人类文化制度“埃及中心说”再也无人问津外，多数理论尽管有不足，但由于立论的视角不同，其价值仍会长久留存。例如传播论强调文化采借导致了收集民族志资料的系统方法，并从此确定了田野工作为人类学的主要收集资料方式。传播论所留下的详细的蝗虫式文化地理资料，为后人确定鼹鼠式跨文化对比分析(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即是)留下了大大有利于考虑调研选点的志书资料依据。 众所周知，当我们研讨某一学术事象(如宗族、轮养制之类)的时候，我们阅读针对这一论题的理论文章的时候，仅仅是试图理解该作者是如何运用某种理论而解读的，因此，研读不同理论视角的众多研究成果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推进对人类文化的深度理解。然而，当我们亲自动手研究同类问题的时候，人类学家需要直接到现场参与观察，也需要阅读第一手的记录民俗志。当我们用了20多年的心思来布置蒙族“轮养制”缘起的定点研究，就是要及时观察汉人社会轮养制大面积分布的边缘文化过程，促成鼹鼠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边缘和蝗虫对话。当我们今天再次讨论文化涵化和文化采借的时候，我们把这种轮养制的文化传播看做是diffusion ，还是communication 呢?这紧紧联系着“轮养制”的蒙汉地方变体的内外形态与影响对照研究，无疑，这将引起我们对昔日传播论和当代人类文化传播内涵的重新认识与评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