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人们苦心于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研究、讨论。但拿现今我们所依以为据的某些理论来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却是圜凿方枘，鉏铻难入。于是，一些聪明人只好牵强附会，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欧洲古典社会之“履”，以致闹出种种笑话，无端耗费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的宝贵心血。至此，事情本身理应使人很自然地提出如下的疑问，即：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这是分期的前提，否则，那一篇篇、一本本的分期文章、专著，岂不成题外之争，成了“子虚赋”！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已习惯于按“必经说”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在实在找不到奴隶社会影子的地方，也会以诸如“特殊”、“例外”、“外来影响”等等去搪塞、弥缝，很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则是不敢）怀疑起奴隶社会本身的世界普遍意义来。
勿庸置疑，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剥削方式，确曾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但它仅仅在狭小的地中海一带（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剥削方式，从而使该地区的社会构成为奴隶社会，而在世界其他更为广大的地区，则远不是这样。问题在于，为什么希腊、罗马这一局部地区的社会现象会被推演、膨胀为“世界模式”？事实上，答案早就摆在那里，它不是别的，而是臭名昭著的“西欧中心论”！是的，通观西欧社会史，不难看出，它确曾经历了古典文化期（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化中衰期（黑暗的中世纪）和古典文化复兴期（近代资本主义阶段）这样三个大起大落、段落分明的历史阶段。西欧学者这样去认识自己祖先的历史，本来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只是到了后来，当先进的西欧人走遍世界并把这种对于自己祖先历史的认识强加给世界时，谬误才发生了。更为不幸的是，再往后，这种东西竟又被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事实是，在奴隶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明确的、确定不移的指示，他们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提法，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把话谈死。长期以来，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多所争论的。只是到了后来，当前苏联学者B·B·斯特鲁威院士等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及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普遍必经阶段说逐步取得优势，特别是当1938年斯大林根据斯特鲁威等的研究“成果”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后，这个问题才“盖棺论定”，争论始暂时平息下来。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五十年代，争论再次在某些国家爆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史学界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沉默了一些时候，但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学术春天的到来，一些人也已开始重新提及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之走出死胡同，乃至中国古史研究的希望，皆系于斯！
说到中国古史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谁都不会忘记已故郭沫若先生、范文澜先生、吕振羽先生、翦伯赞先生、侯外庐先生等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开创之功及其在诸多研究领域作出的卓著贡献！但也无庸讳言，五老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为我们引进了“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说，把“奴隶社会”强加给中国历史，并据此构建了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的体系、框架。这个体系、框架，一直到今天还在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史学，把一部好端端的中国古代史弄得面目全非。一切困扰着中国古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史分期研究的总根子正在这里。我们当然是尊重五老的，但对五老传留给我们、迄今影响至深的“中国奴隶社会说”又非加一番认真的审视、检讨不可。是到了认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如此，小而言之，则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还会在那个死胡同里不死不活地延续下去，永无解决之日；大而言之，则中国古史真实面貌的恢复势亦永无可待之期。
最后，请允许我们用如下两句话来结束我们的文章；历史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研究历史，务在求实；历史是不能歪曲、强加的，嘲弄历史，难免历史的嘲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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