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惟有成功地解释想象王国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今天再来谈论史学的宗旨，探究它应该具有什么意义，似乎是一个连“老生”也会感到乏味的问题了。社会各方对史学的淡漠，对史学家、尤其是青年史学家甚至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压力，以致于使一些优秀的青年教授也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至于在大学的招生中历史系早已是一个冷门了。出书难，出历史书尤难。基础学科的大学生就业难，历史系学生就业更难。科研经费缺，史学研究经费奇缺。……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不给中国史学的现状投下浓重阴影，进而使史学家也不免会失去研讨重大史学问题的兴趣，或者对这种研讨失去应有的信心。读者很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不用套话或大话，究竟有何新意值得撰写这样一篇长文？在这里我请求读者稍稍保持耐心，先来听一听我把这个在我国似乎早已失去了“老生常谈”资格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理由。如果读者对于我特意引录在标题后布洛赫五十年前说的那段话还不以为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过时，那么，我将因此而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史学功底很浅，希望自然不是建立在这一方面，而是自以为感受到了已经跌到谷底的中国史学目前正面临着机遇，自以为我已经和准备发表的见解既继承着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也不致于背离这位外国先行者的指引，同时又能结合我国史学的实际有一些新的发挥。希望和结果、许诺和实际往往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即使如此，我仍诚恳地敬请史学同仁对文中言有不妥之处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一则有以教我，再则，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引发真正的鸿篇巨制。因为，一个民族假如没有合乎时代潮流的史学，那是民族的不幸；假如时代具备了条件，而与此相应的史学仍未能产生，那就是当时的史学家之过。
（一）从所谓“预流”说起
现在，在我国的史学界以及广大学术界，尊重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创造，钦佩他独立特行的人格，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恕我坦率直言，有一个闷在许多人心底的问题却迄今尚未真正被大家正视：为什么有众多信仰者和钦佩者的陈寅恪竟长期在偌大的中国史学界没有传人？史学界对陈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存在很不相同的意见，但我以为，在差距颇大的评估问题上很难也不值得分一个你是我非；要是把注意力转移到陈先生何以没有传人这个问题上来，本来意见相左的人们，也许倒可以找到较多的共识。本文不打算并且也不可能全面讨论这桩极其复杂的史学公案，而打算从一个侧面先略陈敝见，这或许倒是切入讨论本文主题的最佳角度之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的这段著名的话，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作了更具体的概括，即现今几为学者所能耳熟能详的“三重证”研究方法：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从我们的研究现状看， 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评估：现今有相当多的史学家，对“三重证”研究方法中的前二者十分重视并身体力行之，颇有可喜的创获；唯独对第三重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偏偏不那么热衷，甚至可以说比较漠视。陈先生的研究，篇篇充满着思想，在看来几乎句句都是摘录的史料中包含着他的许多独特的、与时代息息相关的见解；而作为他的学生和学生辈的我们，大概没有不叹服他的博闻强记的，但又有多少人实践他善于用史料表述史观那种高超的本领呢？我以为，所有这些令人敬佩的特点其所以在陈先生身上发生，同样可以并且应当给予历史的解释。若是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表达：青壮年时代的陈寅恪十分重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之新潮流”，强调并躬身“预流”，是他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大史学家的根本原因。不幸，可贵的“预流”之风并未在我国史学界发扬光大。
陈先生自幼即有良好的国学训练，从1902年十三岁开始又先后赴日本和欧洲的德、瑞士、法和美诸国学习多年。自洋务运动以来，留学之风于今为烈。以先生留学的国家和学科之多，迄今恐怕也并不多见，但他从未以获得一个什么学衔为意。陈先生自己似乎没有解释过个中缘由，而从他首先把那个佛教“预流”典故引入史学，并给予了全新而丰富的解释和发挥中，我们不难窥知一二。这些暂且搁置不论，让我们转而考察史学界对所谓的“预流”究竟持什么态度？从第一和第二方面看，成果斐然，众所周知，毋庸多说；唯第三方面，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迄今仍是赞叹者多，评议者少，深刻的评论更是罕见，至于身体力行，卓然有成者，也许应当说至今在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出现。如果这种评估站得住脚，那么，其故何在？我想再一次请恕我直抒胸臆的冒昧之罪。依照我的粗浅之见，陈先生令人赞叹的史学实践，是把西方兰克的实证史学思想和我国传统史学很好地“互相参证”的典范。更具体地说吧，兰克史学是西方从传统史学发展为现代史学的第一阶段之新潮流，而陈先生则是首先把兰克史学思想引进来与中国史学相结合，配之以先生所特具的博学和才智，从而在当时生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证史学。退一步想，即使我的这种评估不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你是否赞成他的观点，处处充满着思想是陈先生史学著作的最本质的特征；寓观点于史料之中在现代中国史学界更无人能出其右者，这在学界早有定论。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在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把它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灵魂，进而升华为独行特立的人格，这在现代中国学术界更是罕见其俦。不是某一方面，而是所有这一切，在现代中国的学界确属凤毛麟角。在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以下切身感受：第一，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显然持有异议的学者优容有加，显示出一个负责任、有信心的大党风度。至今回顾，不禁心向往之，感慨良多！第二，当五、六十年代之际，我作为当时的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对陈先生的了解还是这样的少而肤浅，以致曾经打算写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尽管文章没有写成，使我得免在这个问题上现丑，未致辱没了先生，然而回顾起来，仍感惭愧。第三，请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吹嘘名人以自重。不，我想声明，我很敬重陈先生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时代和达到的水准，但我基本上不赞成他的史观，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上贡献的评估也持保留态度。如果陈先生地下有知，当不致于难以容忍我这种敬重而不苟同的态度吧！有发展和异议才有真正的继承；无发展和异议，那只能是萎缩或者说衰落。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精通多国文字、熟读中外典籍和聪明才智等等，虽然都是成就陈氏史学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勇于投入“时代学术新潮流”，就决不会有他所谓的“预流”，就决不会有处处充满了思想和观点的史著，就决不会产生视思想自由和学术观点高于生命的独立人格。先贤有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我从陈先生身上依稀见到了这样的风范。他那宠辱不惊的道德与他别出心裁的史学文章基本做到了合而为一，远非那些宠辱皆惊之辈所可同日而语。
20世纪的世界变化很大，进步的速度也比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仅以史学一端而言，本来执史学界牛耳的实证史学在二次大战之后已无可挽回地被新史学思潮所取代。其中，在西方的主要代表是布洛赫等人创建的年鉴学派史学，在原社会主义各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果让我们回到陈先生的学业和学生身上来看，毋庸讳言的严峻事实是，当1925年陈先生回国在清华大学开始“传道授业”之后不久，世界变化之快和之大，中国变化之快及其带来的后果之恶劣和严峻，迫使作为世事反映的史学潮流也在发生巨变。在中国其结果是，一方面，连本来被他自己视为优秀继承者的学生们不久也在根本的学术观点上与他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限于客观环境（例如左倾之祸等）和主观条件（例如失明和多病等等），使他也无法像自己早年所言：“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从先生晚年不无牢骚地自称为“过时人”中，也透露着创造力的衰竭。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问题和个别事件的论列上。决不是的。即使到晚年，他的每一篇论著都仍然“发覆”着前人之未逮。我所指的是总体上的史观方面，即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学术新潮流，而陈先生限于主客两方面的条件却不能再“预流”了。任何人在历史潮流面前都必然是渺小的、有限的。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代史学宗师竟没有传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乎此理，他的优秀的学生何以同时纷纷在学术观点上离他而去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不过，为了弄清这一点，需要把讨论范围更扩大到对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状况的根本问题作一番粗略的回顾；而这样的回顾又有可能涉及到一代史学宗师竟没有传人这桩中国史学公案更深层次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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