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视自己：从成绩到问题
中国产生过在世界史学中也应名列前茅的学者--伟大的司马迁；即使在已经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清代，也产生了了不起的章学诚。至于陈寅恪先生虽然是前辈，却曾生活在和我们前后相接的时代中。过往的司马迁、章学诚等等姑且不论，当代的陈寅恪能够领风气之先，“预流”而卓然有成，为什么我们却不能？进一步想，他的好几位弟子（至于在他的私淑弟子中更不计其数）被新潮流所吸引，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私心仍很敬重的导师而去“预流”马克思主义了，为什么却未得“预流果”呢？问题还在于，现代的中国还有许多早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后来更产生了越来越多、包括像我这样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灌输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史学家，他们或者明确反对实证史学，或者根本不了解实证史学为何物，为什么也统统都不能创造出在中国足以超过陈先生那样深度（请注意：包括文章和道德两个方面）、足以与世界史学新潮流相匹配的史学呢？还是更直接了当地说吧，是不是我们许多人曾经“预流”过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史学新潮流呢？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继陈先生之后产生足以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之故呢？我相信，现在大概颇有人持这种态度，虽然谁也无法统计出确切的人数或比例。就我的有限见闻，海峡对岸的同行似乎更多地倾向这种观点。我愿意乘此机会表明自己的意见：海峡对岸的同行在许多中国史问题上有很精到的考证和深刻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近年来在自己的著述中也曾有所征引。但如实地说，他们的成果主要也仅仅只是反映在陈先生所谓的“三重证”中的前两个方面，恰恰同样缺乏第三个方面的杰作。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还可以理解。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台湾的同行也不那么热衷于年鉴学派呢？或者说不那么喜欢理论思维呢？我之所以想到在这里提到一下台湾（也许还应当包括港澳）的史学同行，主要原因是有感于这样一个现象：如果说此岸的史学家过去曾经个个都声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比较重视理论思维，现今则与对岸同行趋同，越来越热衷于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而同样忽略着世界史学新潮流。这种现象很值得深长思之。史学是根据既成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具体的事物必须进行考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史学即使是研究一件小事也不可没有思想。因此，无论如何，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史学实践，都必须从陈寅恪出发而面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面对理论思维的问题，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史学家的职业使我们很习惯地评判过去和别人的是非功过，却往往疏于面对现实，更不是有很多的人经常反躬自问。我这样说首先包含着自我反省，既包含着八十年代以前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也包含八十年代以来生活和治学的诸多体会在内。我以为，中国史学现今之所以仍然热衷于评判是非功过，从学术渊源上看就是受了传统史学中主流学派的影响。一部二十五史，除《史记》等少数几部之外，最重价值评判，而那种字字寓含褒贬，事事不离抑恶扬善的所谓春秋笔法，至少在汉代已经定型。毫无疑问，这种以价值评判为主旨的史学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为当时的社会各方尤其是官方做出了很多和很大的贡献，从而获得了上层“精英”的首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每一个皇朝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首先要做两件大事：为前朝编写一部历史书和为当时编制一部历法。过去，曾经有人甚至认为，孔子编辑的《春秋》足以为千秋万世之法自是无稽之谈，不过这却是使这位生时并不得意的学者在身后可谓春风得意的原因之一。孔子由最初被尊为“素王”开始，直到二千年之后，还享受着帝王或帝王之师的尊荣与“待遇”，这一切是否妥当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今天应该对传统史学的价值观重新作出评估。传统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学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归根究底与它的基本功能被定位在价值评判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个重要问题，郑樵早在《通志·总序》就作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揭示：
“凡左氏（《左传》）之有君子曰者，皆（《春秋》）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
郑樵的这个评论完全符合事实。所谓褒贬之类的“春秋笔法”完全是“史（学）之外事”，是博取统治者的欢心、猎获功名利禄之敲门砖，确系“决科之文”，哪儿算得上学术呢！然而，历代以来，当权者既需要又喜爱，这种以价值评判为宗旨的“决科”史学便日见发达繁荣，深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骨髓中来，以致几乎与史学家的职责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2〕。值得严重关注的是， 时至今日恐怕还不见得有多少史学家赞成把它剔出中国史学的主要功能之外。这并不是说，我想否定传统史学及其价值评判上的历史地位。不，我的意思仅仅是它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意义，但早已变得很落后了。指出一个长期存在于我国史学家中的悖论，可能有益于启迪思维：早在汉代，伟大的司马迁就已把不朽巨著《史记》的主旨设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幸，中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这个看法，历来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而真正理解者则向来就不多，付诸实践者可谓凤毛麟角，至于卓然有成者，迄今在国内尚无其人。他那通天人和贯古今的学问，创造一家之言的崇高追求，敢于批评时政特别是批评当朝皇帝的勇气及其批评意见的深刻程度，《史记》中每一篇章的通俗和美丽之间的完美融合，在在都显示出他是无可企及的史学天才。伟大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十字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以为极为精当地概括了这个意思〔3〕。即使不再列举皇甫谧、刘知几、郑樵、马端临、 王夫之和章学诚，单以司马迁和《史记》就可以证明，缺乏理论思维和宏观架构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特性。
或问：《史记》为什么会成为“史家之绝唱”？这虽然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课题，却显然需要另文才能加以讨论的。这里我仅想指出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司马迁所创导和实践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功能观点，既没有在过去的中国、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的中国得到继承，但在上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却先后以更科学、更完善的形式出现了，并且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不止是个别国家的一些个人，而是一个自成系统、影响所及已扩大到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史学学派。这就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取代实证史学而执当代世界史坛牛耳的年鉴学派。因此，以年鉴学派的基本观点为镜子对照一下，我想或许是正视我们中国史学的途径之一。
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确实堪称年鉴学派的宣言书。这部写作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史学杰作直到九十年代才在我国有译本，就像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早在二十年代的俄国就已出版、并随即又在世界许多国家被翻译出版，而在我国也直到九十年代才第一次出版一样，被搁置了很长时间。尽管我们翻译外国读物的总量还比较少，但在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偏偏对这类真正的名著“滞译”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决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学界的偏好和特性。所以，我以为从字字珠玑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摘录一大段文字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它使我们想起先辈那些动人心魄的丰功伟绩（与时下某些偏见相反），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主要则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4〕
读着五十多年前的这段话，谁都可以感到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针砭着我国史学现存的主要弊病。“划地为牢”和“囿于一隅之见”的现象在布洛赫的故国，在世界上的不少其它国家，至少早已从它们的史学主流中消失或消退了，而在我们这里迄今还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于研究秦汉的可以不顾先秦和魏晋，研究清史的可以无视明朝和鸦片战争之后，而且被视为当然。中国的史学家应当正视自己的弱点，即割断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布洛赫在另一处把当时法国的诸如此类现象称之为“可怕的割裂”，实在是语重心长的。
也许由于法国当时的国民文化素质不像我国现在这样低之故吧，布洛赫没有特别把史学与大众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但我以为，这是我国史学当前必须正视的又一个可怕的弱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早已被抬到了高不可攀的程度，而今，连已经堕入世界上最落后国家行列的清朝诸帝也被吹嘘得神乎其神，似乎不用“大帝”两字已不足显示其历史地位了。人民大众应当怎样评价呢？如果有人不予置评而不是不屑一顾，那就算是相当公允的态度了。毫无疑问，极左思潮在史学上的最恶劣的产物之一是拔高农民战争，曾经一度发生了强制性地用它取代甚至独霸中国历史的现象。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厌恶并抛弃这种空洞无物的“标签史学”，但决不可以因此而鄙薄农民战争，更加不应该因此而鄙薄农民大众。因为，那种空洞无物的“标签史学”归根究底仍是表扬少数几个农民革命领袖的“精英”史学，而对中华民族主体的农民大众其实同样并没有真正深入地研究。直白地说吧，从拔高农民战争到鄙薄农民战争，无非是又一次“翻了烧饼”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触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传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史学为什么没有像年鉴学派那样长成参天大树的深层原因了。年鉴学派在治学上的显著特点在于极其广泛地兼容并蓄，它不仅吸取各种人文学科，而且也吸取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该派第一和第二代领袖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们抛弃传统观点而提出新理论。……他所以偏重于研究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戈夫则认为，当代法国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5〕反观我们自己， 尽管我们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有的在史观上离开了陈先生，有的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幸的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除了起初只开了一个很小的窗口，允许对苏联的史学有些了解，后来连这个窗口也关闭了。这样，我们对二次大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伴随着民族运动而兴起的史学，迄今仍然基本无知；至于发达国家的史学，除屈指可数的“精选”读物（往往是战前的或“内部读物”）外，在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帽子下整个地被划入了禁区。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史学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入，突破了原先狭隘的眼界，使研究领域扩大到了地球上的各个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我以为最有意义的是，西方同行们开始更多地研究被他们的先辈视为“无历史特点的地区”，即所谓的“野蛮世界”，和原先认为“不能成为历史本身的题材”，即“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6〕。马克思主义对史学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 或者用更生动的话说是“元历史学”。正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伊赛亚·伯林所说：“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7〕我更赞同前英国历史学会主席、 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评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8 〕不幸--我记得在本文中已第四次使用这个令人不快的辞语了--除了一些世界性宗教的创始人和孔子之外，这位确实“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在生前和死后却遇到了最严重的教条化之害。历史上大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往往易于被教条化，被凝固为僵死的公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 〕他们自己在许多篇章中对当时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抨击是如此严厉，以致马克思本人竟不得不愤怒地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至于在死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表以来，情况更加严重，马克思主义已不止是教条，而是不容许有任何异议的金科玉律。在这篇文章中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必须明确地指出，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被僵化的事实，在理论上阻碍了我们的史学走上新生之路。因为，我国虽有极其丰厚的传统史学积累，但它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到本世纪刚刚迈出了初步之时，就被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产物窒息了生机。那个时期我们只能照搬照套诸如《简明教程》那样的东西，严禁吸收世界史学正在日新月异地生发出来的丰硕成果。这样，不管人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下，其结果就难免会出现左倾史学，亦即教条主义和传统史学结合的怪胎。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评估岂不是抹杀了新中国的史学成就？
新中国的史学成绩，谁也不应并也不可能予以否定。就我本人而言，论成绩自己没有提供什么真正有分量的篇章，论缺点却包含着本人的某些工作在内。我之所以在文中讲缺点和问题多一些，其实不是存心抹杀、反而是满腔热情地珍惜我国传统史学的菁华和现代史学的成绩。我觉得，我们的史学即使尚不能说处于危机之中，至少也应说还远远未到可以颂扬成就以庆功的时候。一句话，我在这里无非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提出另一种疑问：你是否想为左倾之祸辩护？
毋庸讳言，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同时，我又坚信无发展就只能是它的反面--教条主义。对于左倾之祸，没有比曾经身受其害者更具切肤之痛。但我的顾虑倒是在左倾过去之后，假如仍然不打开大门，照旧因循传统的一切，例如死守乾嘉考据学之余绪而不“预流”世界史学的新潮流，中国史学有可能出现新生吗？
客观地说，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确实有了前所未有的迅速而多样化的发展，这是与近年来打开门窗大量引进密切相关的。引进--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疑是促进人类进步最廉价、最便捷的工具。不过，我们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更自觉地把引进仅仅当作一种发展自己而决不是用以取代自己的条件和机遇。历史的新生往往发轫于交流之中，同样，史学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外和多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照我的看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史学的先进成果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一种新思维，并用以研究中国历史，开发我们所特有、迄今尚未充分开发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宝藏，除了正史、地方志之外，同时去收集、整理和综合不计其数的族谱、鱼鳞册、民间文书等等，等等，从而把注意焦点转移到历来被忽视、而至今仍是中国社会主体--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历史，这才是中国史学摆脱危机、走上新生的必由之路。当然，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历史，决不能像前几十年那样仅仅局限于农民战争，既不能满足于对它作简单的歌功颂德，也不能如近几年有的人那样，向它大泼污水，而是要用陈寅恪先生的方法，这应该是新时代的“三重证”方法。不过，在这方面还是布洛赫看得更远一些：他在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的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关于后一点，非常重要，让我稍稍更换一下视角来进行深入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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