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开一部我国的史学论著来与现代西方的史著作个比较，谁都立即可以发现形式上的巨大差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史著大抵充满着原文的征引，连篇累牍，兴犹未尽。许多课题本是前人早已研究过无数次的，而论者不仅有意或无意间不肯指出前人之成果，从而精简自己重复之劳，而且，更加不愿实事求是地赞扬同时代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在这种史学实践中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特殊氛围：一方面，羞于引征所谓“第二手材料”，羞于使用同时代人的成果；用一句话说，这就是“文人相轻”在史学家中的变种吧！另一方面，我国的不少史学家当别人对自己的哪怕一条史料的发现不以为意或未曾提及时，又感到愤愤不平，动辄所谓“剽窃”之责不绝于口！总之，对自己或者从主观上说，是重视史学的价值的；对别人或者从客观上说，却把不珍惜史学研究成果的种种现象视为当然。我觉得，在我国，当前史学的要务是尽快消除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背离，真正把珍惜历史的思想首先在史学家中变成现实。
博古通今，言之易，行之难，先贤言之详矣。究其原因，盖出于个人的有限和历史的无限之间的矛盾。用布洛赫的话说就是：“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译文作既，显系误植，书中多见，已改，不另注--达人）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这也就是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有所侧重，从而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必须同时真正从心里承认，他的历史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不把这样的认识停留在口头上。“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布洛赫的这句话是解决中国史学实践中上述背离的又一句金玉良言。近年来，伴随着史学著作的卷尾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参考文献的制作，多位史学家共同撰写的多卷本史著也日见其成。这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同时又每每显示出不少不必讳言的不足。举其荦荦大者，许多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出现，并没有表明一个个新的史学学派的诞生。像年鉴学派，为时仅仅几十年，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传人当令。除此之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剑桥中国史等等，都在史学学派和大型史著方面给予我国史学家如何珍惜历史遗产以启迪。在这里，我还想坦言：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研究中国史方面的成就给予自己的教育也很深、很大，以致在不少问题上，读他们的论著比我国同行给予的益处还更多一些。像堪称著作等身的宫崎市定先生，他的那篇《东洋的近世》〔12〕给我的启迪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似乎在中国现代的同行中还尚未能找到同样深度的史著。说来惭愧，由于不谙日文，我的上述感受主要来自刘俊文主持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和《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两部丛书。不过，我在读得了许许多多收获之外，似乎还看到了一些自以为不妨一吐的问题。日本的中国史学界曾有泾渭分明的学派，这很好；但是不是门户之见太深？我的自知告诉我还不足以对日本史学说短论长；其所以要把这个不成熟的意见拿出来，是因为在我国传统的史学和学术中，曾经有过林立的学派等于林立的门户之见这么一种现象。我殷切地希望我国史学能尽快地成长起领时代风骚的新学派，但不想看到传统史学中那种唯门户之见是从的所谓学派沉渣又一次泛滥成灾。
历史如大江之水，东逝不息。从总体上看，历史进程的基本趋势具有不可重复性。从这种意义上去看，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而似乎也是不可知的。其实，要是从局部去看，历史又经常在一定程度上重演着，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过去了，许多事情的特点仍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变化，甚至还出现一些严重的退化，使我们感到很熟悉，从而有可能找到其深层的内在联系。这很矛盾吗？不，这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只有上述两方面相反相成而构成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进程。根据我的初步研究，我觉得非常需要在历史研究上把宏观与微观衔接起来，以避免在历史研究中最容易犯的最大错误：由视野上的片面性所必然带来的绝对化或简单化。有一种在过去的西方和现今的中国很流行的线性思维观点，认为历史进程是一条不断向上发展的直线。相反，在古代的中国和现今的西方则很重视历史重演方面的表现。我以为，只有极少数史学家曾经注意到要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所说只是珍惜历史的一个方面，亦即历史学家如何才算真正珍惜历史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即国民大众珍惜历史财富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缩短史学和国民大众的距离问题，其实更值得大家关注。
新中国的史学是有不容抹杀的成绩的。就以被一些人戏称的“五朵金花”而言，无一不是传统史学所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问题，诸如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运动的动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它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逻辑等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问题的提出，本来有可能使中国史学走上新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何以未能取得“正果”？其深层的原因何在？为了便于读者的了解，我想把近十几年中关于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回顾和分析作为例子，择要叙述在下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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