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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这些话见于传统史学理论的杰作《文史通义·原道》篇。这篇文章在乾隆时传到京师，“反映非常强烈，平时素爱章氏文者，看了此文也‘皆不满意’”，普遍的指责是“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用今天的话说，就好比是“文革余风”和“假、大、空”语言了。当时只有极个别的学者如邵晋涵作了充分的肯定：“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20〕前贤有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章学诚当时虽得一个知己邵晋涵，却是以极端凄凉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他死后，经一批学者的研究，现在了解他的学问的人多起来了，但章氏的上述重要观点恐怕迄今仍未必见得有很多人真正理解。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尽管有人赞扬章学诚，尽管今天已有比二百年前好得多的条件，却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在中国史学中把这个观点付诸实践。我所说的更好条件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早已有了其实是最具开放性的“元历史学”，即马克思主义，现在又引进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世界史学的优秀成果，它们都十分重视社会基层的研究，并且积累了很丰富多样的经验。第二，我们曾经拥有世界无比的悠久又系统的史学传统和史籍。举其大者，除了在全国有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所谓正史和各地的地方志之外，在聚族而居的乡村有族谱，其数量（特别是在南方的广大农村）之多，虽经多次禁毁，迄今还是任何其它史籍之总和也难以相比；其中有关中国社会主体农民和民族文化的老根--家族观念等方面的内涵容量之丰富，也是其它各种典籍所难以匹敌的。第三，现在我们有了最现代化的手段，例如电脑和计量史学等等，使我们具有可能处理涉及数以亿计人群的庞大数据的能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历代以来直至今天，对正史和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都极其重视，唯独对族谱，或者如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乾隆皇帝，称之为“民间无用之族谱”，命令在编辑《四库全书》时“无庸采取”〔21〕；或者如建国以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以封建主义为由，直接下令并采取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销毁。甚而至于在史学界的不少人中，迄今仍然以族谱中存在若干失实之辞为由，无视其价值。其实，要是就失实而言，官修史籍中用挖、改、抽、毁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篡改并伪造诸如弑父杀子之类丧尽天良的事实，也非某个皇朝的罕见之事，何以学者们不以失实而菲薄之？若说封建主义，记载皇朝和地方衙门为主的正史和地方志当是最大或更大的封建主义，何以唯族谱迭遭灭顶之厄运，而前者却整理、注解和研究之不迭，近年还有新编地方志这样的盛世之举？我的意思当然绝不是说我们重视研究正史和地方志的工作不应当，或者说过分了。不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但相比而言，我们对族谱的态度迄今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误解，以致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其结果之一是，在史学的发展方面也给自身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严重地阻滞着它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关于族谱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阐述，最近还拟在另稿《族谱的利用和史学的创新》中作进一步发挥，兹不赘言。在这里我只想请读者再重温一次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卷帙之多达到迄今尚无确切统计的族谱，其实是一个未曾得到收集、更谈不上开发的宝藏。史学家若能取用这份巨大的新史料加以研究，定当能在章学诚所指出的“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事业中开出花朵，定能在把历史变成国民大众的精神财富方面作出贡献。
    布洛赫说得好：“尽管我们必然从属于过去，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22〕布洛赫的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两句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呵！问题是看我们史学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费正清等人很了解我们的优势和特点，他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指出：“在人类所有的大集团中，东亚人民最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巨大贮存库，也是人类成就的度量衡。”〔23〕对于读诗来说，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有美感的回味，但对于中国史学家来说，我们不应身居宝山而不觉，忘记或抛弃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日本的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指出：“思考历史是人类的本能，什么人也不能不思考历史而存在。历史的发生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特定的权利或义务。然而在思考历史时，我们不知不觉会设定一个框框。这个框框虽然并没有什么学问根据，却往往成为定案，不明所以的被视为真理，或随意的被当作公理，似乎再没有必要去证明其中的真实。事实上，如果它真是公理的话，必然会自我宣告本身是一个假设，而不会令人以为只此一家，不必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对象无限地远伸至过去，覆盖整个地球，研究题目又无数之多，所以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可以在这个框框内安心埋头追求微细的因果关系，而无法对这个成为框框的范围本身作出反省。不过历史学家真正的任务，或许应是探讨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各种各样的框框。”〔24〕宫崎先生和前两位都已作古了。读着他们的遗文，作为晚辈心中不免有一种由惭愧而引起的责任感：我们中国史学家在老框框，例如在精英史观的老窝里“埋头追求微细的因果关系”的时间实在太久、太久了！当前，我们应当利用中国史籍丰富、国民的史学意识较强的优势，对“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种种框框重新加以思考，把布洛赫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在我们的史学中变为现实。谨以这种希望权作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