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最近的八千年中，农民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主体。因此，在中国农民史研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究竟是否应该成为史学的主体？第二，为什么事实上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不仅在过去，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变成史学的主体？早在1983年，《中国史研究》第3 期上发表了拙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研究》，针对当时史学界非历史地贬低、责难农民和农民战争的观点正在取代以往一味拔高、颂扬它们的实际情况，我首先在中国史学界提出了农民史这个史学研究方向，并且反对不顾我国历史特点而鄙薄农民的见解。对第一个问题，我当时和不少同行一样持肯定的态度。不久，因工作变动使我完全脱离了史学研究。在时隔九年重新归队之际，发现农民史研究已陷入这样冷落的程度，使我们不禁发出如下的感叹：“当一门学科走红时趋之若鹜，而不景气之际避之唯恐不远，这至少不应是历史学家的态度。问题并非因研究农战史而发生，当然也不能通过抛弃或回避而解决，这样做反倒可能又重新回复到新的一轮大起大落。”〔13〕坦率地说，归队之初吐露的这种意见与其说表达了对农民史研究现状的不满，不如说更多地暴露出自己对史学不景气现状的惶惑不解。这也就是说，直到几年前，我对第二个问题仍感茫无头绪，既找不到本来应该在中国得到加强的农民史研究为什么反而日益削弱的真正根源，也不知道使中国农民史研究真正得到加强的道路究竟何在。随后，在读了一批国外史学的成果并研究了一些族谱、特别是新编的村志之后，我才恍然彻悟。其实，人们平时常常挂在口边的所谓农民是中国历史主体或主人之类表述，仅仅是从历史的客体，即历史的客观进程意义上而言的；至于农民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广大农民对此还处于不觉悟之际，或者如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这个事实上的历史主体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或者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新史学给予农民以这种光荣的地位，随后不过一股思潮颠簸，这种地位顷刻之间就动摇了。歪用一句唐诗，真可谓“来是空言去绝踪”。但是，如果农民自己开始觉悟了，主体地位并不是从外部给予，而是出于觉醒的农民自己的强烈需要，问题就会根本不同；只有到这个时候，历史的主客体地位才能出现合一，从而为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建立巩固的基础。回顾起来真正是不胜惭愧：对我来说，认识到前者还比较容易，而认识后者则花费了大约十几个年头，直到几年前得知一些富裕起来的乡镇、特别是农村，已经在积极主动地编写自己的乡镇志、特别是村志时，才促使我不能不更深刻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体--农民的觉醒和中国史学的创新之间的关系。
说到农民觉醒，政治上的解放自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的基础却只能是两个积累：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换言之，必须使广大农民摆脱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如果说政治上的解放可以通过一场运动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摆脱贫穷落后则唯有依靠亿万农民自己长年累月的积累；就是说，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渐进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迄今主要还在沿海地区）开始脱贫致富，是建国初土地改革的继续，而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村主动要求编写自己的历史，正是农民的觉醒在史学上的一个集中表现。近年来农民自己动手编写的村志，浙江省各地的农村陆续出版了一批：江山市的《白沙村志》〔14〕、永康市的《河头村志》〔15〕、杭州市的《浦联村志》〔16〕。其它省也出现了一批。就我所见，比较好的有河南省巩义市的《白沙志》〔17〕。我国现在大约有70多万个像浦联、河头、白沙这样的村落。它遍布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基层结构，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着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要了解中国社会及其主体农民，对这种基层组织结构缺乏深刻的了解显然是不行的，个中道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似乎仍未引起大家应有的重视：说到了解中国社会，如果作为其构成主体的中国农民自己没有这种了解的需求，或者虽有这种需求却没有为他们的了解提供适当的读物，慢说我们的学术界是否能够对中国社会获得真知灼见，即使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已经获得了很正确、很有深度的认识，这种书斋里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少数精英中传播的思想，或者甚至无非是一些连同行专家也未必有兴趣的观点。从学术的继承看，没有这种纯学术研究当然不成；但是，从学术的创新和应用看，无疑更需要那种记载广大农民、使他们有兴趣读并读得懂的研究成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适应广大民众的读物，提高国民素质就无从谈起，从而也使学术的发展失去了社会的需要和条件。因此，目前正在兴起的村志，尽管考察对象的范围很小、层次很低，著述的水平参差不齐，往往显得较为稚嫩，但它的主要特点和意义恰好就在于这是一种以农民为研究对象、有他们直接参与编撰、并且是以农民为主要读者的新型著作，是当前缩短史学与农民之间的距离的桥梁，是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精神财富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
也许没有人会否定村志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具有精神塑造上的意义。那么，它对我们专业史学家究竟又具有什么意义？
乾隆时代的章学诚说过一段十分精彩和深刻的话：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18〕
圣人在传统的中国只用之于尧、舜、周公、孔子等极少数最有学问的人，为什么章学诚说向他们学习，其结果只能是贤人，亦即学问家？向贤人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君子，即知识分子？而向无知识的大众学习则反而可能产生圣人呢？谁都清楚，作为大学问家的圣人，是洞察客观世事的所以然的人，而众人却往往没有多少独立的见解，是一些“不知其然而然”的人群。从知识的角度看，大有知识者向无知或很少知识的大众究竟又能学习什么，并且为什么要成为圣人又必须这样做？对这些问题，他的回答也是前无古人的：
“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尔。……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1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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