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新意识与新课题
《汉语大词典》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而我们今日所谈“文化遗产”，关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多少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所作界定、并在世界范围遴选著名的人类自然与文化历史遗产的影响有关。不过影响所及，其意义是广泛而又深远的，已远远超出了荐举几处中国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范围。依拙见，它引发出某些新的理论，在一些相关的领域产生一种推动力。这里我想结合文博工作提一些看法。
简言之，对“文化遗产”的新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整个民族确立新的文物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文博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新的文物意识与以下三个转变（确立）有关：
1.确立与“文化遗产”相对应的大文物概念。从词源上讲，“文物”一词最初主要指礼乐典章制度，或礼乐宝器，它们被用以明贵贱、制等级。后来其含义扩大，兼指历代相传的文献、古物。至本世纪，“文物”才逐渐地被定义为“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代遗物”。可是要注意，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文物（即古代遗物），往往被等同于传世的或发掘出来的某些器、物，如玉器、青铜器、钱币、书画、陶瓷以及某些古建筑之类……，对此，可称之为小文物概念；大文物概念几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不突出，只有在谈到诸如长城等古代遗物时，才会意识到这也是“文物”。正由于对文物持着一种狭窄的认识，所以会发生那些令人为之痛惜的事情，如，在有意识地努力保护古都北京的种种文物的同时，同样作为文物的古城墙却被拆除了。从小文物概念转变到大文物概念，将拓宽我们的视野，明确我们所要研究、保护的对象。
2.确立建立于“全民意识”基础上的法权观念。在古代中国，文物大致上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或为皇帝、皇室据有，或为有权、有钱、有势之辈收藏、占有。近代以来，随着国人有关国家观念的转变（“民权”取代“王权”），以及后来保护文物的法规出台和不断健全、完善，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文物包括所有权归个人的私人收藏品，已毫无疑问地变成为国家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但是，时至今日，在一些个人的意识中，文物乃国家财富这一点还十分薄弱。近年来时常耳闻的国家文物遭毁坏、流失，就在相当程度上与此有关。现在宣传文物属于文化遗产，既可强化文物乃国家财富的观念，又可进一步突出这一观念的实质，在于肯定和强调文物为全民共有，为全民共享，并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加以保护。“全民意识”是我们需要认真补上一课的。
3.确立既见“物质”又见“精神”的审视眼光。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文物在本质属性上是承荷着历史内涵、精神气韵的物质载体，接近于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之“3”。 这就是要求我们在鉴赏或研究文物时，不仅仅要从文物的角度着眼，还要深入地揭示其中积淀、包蕴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一点虽早已为前人所道，然而不能不看到，见“物”不见“人”，见“物”不见“精神”的现象，在今日文博界还相当普遍，亟待改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文博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课题。比如：
中国正以持续的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这一方面刺激、带动了“古玩热”、“收藏热”，对文博工作似乎带来一种福音。而另一方面，汹涌澎湃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对田野文物和尚隐埋在地下的各种文物，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至关重要。要解决好这对矛盾，牵涉面很广，但其中有一点，是需要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加大力度进行大文物概念和“全民意识”的宣传；
既然文物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今人的财富，还属于子孙万代。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和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时，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决不能图一时之功利、逞一时之快，而毁弃长远的价值和利益。文博工作应尽快地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必须运用多学科的手段，多层面、多角度地拓展文博研究，要从自然、社会、历史、人文诸种因素的交融、结合中，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和个性，由此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最后想说的是，大约二十年前，尚无“文博”一词（至少在词典上没有）。直到1990年出版《汉语大词典》（第六册），仍未收入该词。然而今天，“文博”一词不仅在文物、博物馆工作领域通行，而且已为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为采纳。例如《解放日报》开设了“文博”专栏。小而言之，这反映了有关文博的教学、研究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大而言之，整个文博工作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得到一种社会共识的有力支撑。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以为，今天已到了明确地确立“文化遗产”作为文博工作核心概念的地位的时候了。由此关键词的出发，建构一整套理念，调整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推动文博事业在新时代、新世纪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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