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再认识的两点思考
对“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化利用”的涵意，应该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加以理解。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历史文化遗产”定义为有形文化的角度而言， 它显然远不止是所谓“历史遗存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of historical relics）”的经济行为，而是旨在充分地实现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对有形历史遗产的资源共享的文化事业。而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或许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需要在将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相观照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对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惊人成果作出充分的反应和吸收，能否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相互贯通中去丰富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切入点、概念、方法以及分析框架等等，正在日益地成为影响到这种再认识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的极关键因素。兹对上述两点分述如下。
一，假如可以说当今存在着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在其中的中国学者与他的所有外国同行相比具有最幸运、最激动人心的机会，那么它一定就是考古学。正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现甲骨文和敦煌（以及稍后的吐鲁番）文献曾极大地推进了后来半个世纪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样，对于七十年代以往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发现将给我们重新认识祖国文化遗产以何等程度的推动力，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至于过份。中国的文献史料汗牛充栋。但由于被过早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所反复强调的主导价值取向以及记叙范式所局限，书面材料所荷载的有关过去时代的讯息，在某些领域大量重复，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语焉不详，甚至少有提及。书面文献提供的古代世界图景上存在的诸多盲点，适足可以用考古学证据予以填补。据报载，广西东汉墓葬中的雷钵上发现了彝文，如果消息属实，则彝族文字传播的确凿历史就有可能从明代中叶再向上追溯一千四、五百年。出土于西北某汉驿遗址的“过所简”，至今致使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焦急地盼望它们被早日发表；因为保存在这些古代“路条”上的关涉西域城邦国家的消息，将大大扩展现今基于《汉书·西域传》所获致的有关知识。瓷器在宋代作为日用器皿进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个事实只有在零星暗示和有关文献与考古实据相对证后，方可真正得到阐明（见爱宕松男《宋代瓷器行用的普及化》，《东洋史论集》卷1，页195至326）。
倡言以“考古学的解释”（archaeological explaination ）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近趋势，尤其集中地反映在李学勤教授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里。以《古史辨》作者群体为中坚的“疑古”派，把西方近代的实证史学方法和明清以来分别以章太炎和康有为为代表的古、今文经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以“辨疑”为显著特征的史学流派。经、子之学在他们手中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疑古学派至今留给中国史学很多重要的、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有轻易说无、“辨疑”过头而失于臆断的偏颇。“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是对古史辨学派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书面的和地下的“二重证据法”超越它的史观。在这里，所谓“考古学的解释”也已远远超出了用地下实物为文献史料作简单举证的范围，而成为融汇了知识考古、语言考古、民族考古等多重内涵的文化分析的考古学。因此，突破疑古境界，从释古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其实也是考古学本身实现从器物考古的樊篱中获得突破的过程。
二，从明清之际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经史之学的传统，按王国维的说法凡有三变。初变于顾炎武一反明代游谈无根的风气而倡率朴学，即所谓“固初之学大”。其二变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考据方法由于经史、小学专门之业的成熟而愈趋慎密精致，即“乾嘉之学精”。其三变则始于上世纪后半叶，“言经者及今古，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故“道咸以降之学新”（见王国维《沈增植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就在王国维写下这些话的前后，民国时期的国学在与欧美东方学之一支即“汉学”（sinology）的大信息量沟通同时经历了新一轮的蜕变。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发韧于明末清初、繁密于乾嘉诸家、虽迭经后世的风气转换而依然沉淀为国学基本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似乎很自然地与西方汉学的方法交融为一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以文史相通为标榜的国学与西方汉学以人文学科各领域相互贯通的实证方法作为基本传统本身就十分接近。二者都注重文字学的训练，重视文献的校订、释读，在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情景的研究方面更关注“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国学经历了新的蜕变而渐臻繁荣的三十年代，早已盛极而衰的西方实证史学传统正在开始被年鉴学派所促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全方位地向历史学渗透的新趋势所取代。二次大战以前，此种新趋势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由此，似乎有必要对西方“汉学”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加以区分。二者并不完全是可以互相置换的同样概念，恰恰是标示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两种不同传统或不同阶段的名词。西方汉学使用人文科学相互贯通的理论方法，主要回答“是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而中国研究则开启了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人口学、政治学等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贯通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新风气。它更偏重于回答“为什么”或者“如何”的问题。在中国，由于长期遭到取消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恢复不到二十年，从事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都缺乏必要的社会科学训练。因此当英国的某个社会史学者觉得历史学家们正在把庄稼种到别人园子里的时候，研究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中国学者或许会感觉在他们自己的园子里却有不少是别人种的庄稼。
我以为，为了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水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中国学者应当加强对西方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回应与交流，至少应当维持过去从事国学研究的那些学者与西方汉学家那样广泛深入的学术沟通，去探求更加切合于特定研究对像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相互贯通和渗透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此同时，正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古学解释并不是对疑古派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超越一样，上述新路径、新方法的采纳也丝毫没有意味着由国学与西方汉学中积淀下来的那一套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已经完全失去它的效用。新的研究视角会关涉大量先前尚未触及过的历史细节，它们只能靠提出这些细节研究任务的人自己去加以解决，而不能指望曾经兴盛一时的实证史学已经为后人准备好所有必需的细节研究。过程或结构的理论分析只能以基于实证史学的细部研究作为依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资料的直接的感性体验和实证研究作基础，概念化的历史分析便只能流于虚妄和不必要的误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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