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求真--以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
人类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是宝库。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极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文化典籍、历史遗址、出土文物，还是民间文学艺术、民俗民风、屋宇器具，皆堪称繁若群星，浩如大海。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巨大财富。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荣，而且有利于全人类文明昌盛。
那么，应怎样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宝库？
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现代科学是人类智慧最重要的成就，是现代文明的精髓。科学崇尚求实求真。所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也就是说必须以求实求真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毋论考古挖掘，还是古藉整理；毋论维修古建筑，还是仿制古物；毋论学理分析，还是文艺阐发，皆必须示历史之实，求历史之真，力求符合历史的真面目。当然，完全符合历史的真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千方百计的求实求真，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力求符合历史真面目？
第一，中华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全部生命的创造物，作为炎黄子孙的当代中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勾画出历史的真面目，并传之子孙后代。
第二，真历史只有一个，假历史可有无数个。历史是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柱，历史文化遗产可为民族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我们究竟需要真历史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还是需要假历史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毫无疑问，当然需要真历史提供的资源。因为唯有真历史才会提供真资源，而真资源才有真价值。
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件大事，必须本着对民族发展和世界文化发展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进行，求实求真。
第一，必须分清开发与破坏的界限，反对名为开发实为破坏的错误倾向。开发应以保护为前提，如果不注重保护，只讲开发，其结果，必须严重破坏文化遗产。例如，在长城上建索道缆车，在长城下建球型映院，古长城仿佛闹市，古战场的气韵丧失殆尽，难道不是破坏？在古老的文化遗址上纷纷兴建“现代文物”，难道不是破坏么？此类事一多，中国许多文化遗址便会在“开发”中被“开发”掉了，浩劫难逃。
第二，必须分清利用与糟踏的界限，反对名为利用实为糟踏的错误倾向。利用应以忠实于原意为前提，如果不忠实于原意，所谓利用势必成为对文化遗产的糟踏。乱译古书，弄得文理不通，随心所欲，乱加附会来解释经典，以及胡编瞎说的所谓新编，皆属此类。例如，一部《周易》不是被吹为“宇宙代数学”、“最高预测学”，可以预测世界杯足球赛，可以治疗爱滋病，闹得胡天黑地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不是被一些江郎才尽的所谓艺术家们糟踏得面目全非、荒谬绝伦么？
第三，明辨历史文化精神中的精华与糟粕，反对名为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实为宣扬糟粕的错误倾向。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保护，但应区分历史文化精神的精华与糟粕，以免将糟粕当成精华弘扬。秦始皇兵马俑是文化史上的奇迹，具很高的价值，因为其中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但是高度评价兵马俑的价值并不等于要鼓吹秦始皇的暴政“业绩”。区分文化精神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应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维护民众的权利和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离开这个价值标准，鼓吹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颂扬康熙大帝的“伟绩”，这是弘扬什么优秀传统？
第四，提倡实话实说，不要忌讳。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以事实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不要忌讳。中国有忌讳的传统，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传统仍颇有影响。为圣人讳言、为名人讳言、为了某些不知什么理由讳言。这种讳言实情的现象在近现代史领域中特别盛行。同一史实，今天为这个目的这么说，明天为那个目的那么说，实在要不得。因为事实只有一个。
科学求实求真。达尔文环球考察，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根据进化论，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达尔文实话实说，引发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特主教间有名的争论。威尔伯福特叽笑赫胥黎认猿为祖先，而赫胥黎则仗义直言，反唇相讥：与其将愚蠢的人当祖先，还不如将猿当祖先。科学家认为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并无损于人类，而且科学的发展更提高了人的尊严。
文革结束后，年迈的巴金写了五本随想录，合订为一本厚厚的讲真话的书。巴金以忏悔之情讲真话，反而提高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华民族更需要讲真话的历史书，因为唯有真历史才值得借鉴，才会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资源。
开发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求实求真。
真历史指示着中国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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