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周之际变革的性质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平心而论，商周之际的变革并不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我国历史上最大最根本的一次变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昔日王夫之曾论说春秋战国之际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34〕，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亦具体论及春秋战国间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的巨大转变。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更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论述到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出现的新的因素，再论述到社会结构、社会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这些论述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发展阶段的讨论尚未有一致的意见，但多数学者对以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分野这一点是不存异议的。返观商周之际的社会，虽亦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诸方面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却很难说商周两代在生产力性质及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两代的社会结构（如家庭或家族组织结构）也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然而王国维的论点对于今日之历史研究确又不可等闲视之。仔细体会王国维的话语，知其所述商周之际的变革实主要体现在制度与文物方面。如上所言，这些制度、文物方面的变革不仅在大体上都是历史事实，而且都给予以后历史发展以重要影响。如果我们不是把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当做突兀发生的，而是将商周之际在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视作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前奏曲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说法仍包含有其真理性的一面。
众所周知，我国夏、商、西周三代以其已经出现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人们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而被学者划入文明社会的范畴。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人们仍然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种“族”的网络中；国家不是建立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而是建立在现存的血缘组织（即族邦）的基础上；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架构相互支撑并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作为成熟国家标志的地域组织并没有建立，或者仅仅在它的后一个时期有些萌芽。以此，学者多称这一阶段的国家为“早期国家”，以与战国以后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国家区别开来。
我们说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很大程度就是指这种文明形态实现向战国以后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上的成熟国家形态的转变。毫无疑问，实现这个转变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渡的，而过渡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地域因素由其产生到一步步地发展普及，同时旧的血缘关系一步步削弱并最终为地域关系所代替。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古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时，也曾指出它们都经历了这样一段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此消彼长的过渡阶段。若问这个过渡时期在我国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有根有据地回答，它是从西周开始的，周初实行的分封制、宗法制及其它一些制度就是很好的证明。
上面已经谈到了周初大分封在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各氏族部落混居与融合的新局面。在所有由周室子弟亲戚分封而后建立的国家那里，不仅有效地将不同氏族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新的共同体内，而且由于不同部族人们的混居造成的对于旧有氏族血缘壁垒的消融，导致在新的共同体内出现了地缘关系的因素。这就是“里”制的产生。即此而论，我们把周初封建视作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领土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实现的郡县制的划分的先声，是完全有理由的。
谈到宗法制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注意到，由于它使周天子在整个周人宗族结构中保持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各地周人的宗族，包括各封建诸侯（它们被称作“诸夏”）在周室的统一号令下联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仅有利于王朝的巩固，也有利于“诸夏”对各氏族部落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促使各氏族部落的融合围绕“诸夏”而展开。以后的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而华夏民族的产生，又为统一的华夏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追根溯源，华夏民族与华夏国家的产生，亦与周初的制度建设有密切关系。
最后，与宗法制、分封制配合制定的西周礼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亦是令人瞩目的。人们称中华文化为礼乐文化，即显示了周代实行的礼治与德治对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虽说“周因于殷礼”，但历来都把中华传统文明归结于周，而不归结于商，说明商周二代的礼制是有本质不同的特征的。有人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35〕，这是指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充分的开展与升华，我们民族文化的方向亦是在这个时期基本上确定下来的。我们在赞同这个说法之余，更应想到春秋战国文化便直接是在周代的礼乐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与战国政治制度肇基于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致的。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经过相当漫长的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到夏商而勃兴，至西周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史云文王受命，武王伐商，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世。古人说周人尚文，孔子曾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36〕这段话可以视作是对西周制度文化的性质所做的总结。
借着纪念王国维的机会，我们对商周之际的变革发表了如上看法。其中有的自是对王国维论点的发挥和引申。这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对于这位史学大师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的具体态度的体现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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