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鉴戒作用。
它使人们从历史的丰富内容中知道什么人、事、思想、言行值得称道和效法；什么人、事、思想、言行必须斥责和引以为戒。
《醉翁谈录·小说引子》说：“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讲史话本正是这样做的。《新编大宋宣和遗事》前集说：“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且说唐尧……是劈初头第一个皇帝，看他治位时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不敢盘逸游畋，不敢荒淫音乐。到得他揖让传禅时分，且道：‘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曾敢做慢游傲虐的事？……舜王治世，举八元八凯（恺），共十六个才子，是有贤德名望的人……贤人在位……朝纲自治。”这里就称道了尧、舜、禹、汤，又斥责了丹朱、桀、纣、周幽王等，并且把被称道者的行为和被斥责者的行为作了对照。《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所说的“说国贼怀奸从佞”，就要使“愚夫”也会“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就要使“铁心肠”者也能“下泪”，这也都是使人们对历史人物要以何者为鉴，何者为戒。
其三，薰陶作用。
它使人们受到历史文化的薰陶浸染、潜移默化，引导人们学习历史，学习各种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前面已引了《白獭髓》，那一条记载的正文全文是：“绍兴间，行都（临安）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彦时可能是尹昌的字），三人共坐说兵机。欲问：此书出何典？昔时曾看王与之。’”一个为官府机构跑路办事者、一个卖肉者、一个为人抄写以谋生者，三个社会地位颇低、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由于听了或读了讲史说话人王与之的讲史或讲史话本，受到薰染，因而常常聚谈历史和现实，评论古今战争。前面所引《东坡志林》记载的“涂巷小儿”，其家与钱，“令聚坐听古话”。他们在听古话中，“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些小孩们完全被讲史的情节与人物所吸引，对那些正面历史人物深表同情，对那些反面历史人物很为反感。刘备和曹操在两宋已经被分别评判为好人和坏人，这种评判一直影响到很晚。宋张耒《明道杂志》也记载说：“京师（汴京）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皮影戏的话本，用的就是说话人讲史的话本。《都城纪胜》记载说，这种戏的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关羽这个历史人物，那时候也已经作为值得称道的人而深入人心。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到很晚。
其四，激励作用。
它使人们受到激励与鼓舞，使人们奋发、前进，鼓起勇气去干自己认为合乎正义的事情。
南宋的说铁骑儿，是说话人讲史的一类，即讲说抗金战争等故事的。《都城纪胜》说它“谓士马金鼓之事”。《醉翁谈录》记载的“新话说张、韩、刘、岳”，《梦粱录》记载的《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就是这一类的讲史。这些讲史内容，是讲说抗金将士的浴血奋战，效命疆场。显然这是对广大军民的激励与鼓舞，也是对只知压榨人民而不知保护人民的南宋官员的鞭挞。前面已引的《三朝北盟会编》关于“说使者”刘敏的记载中还说到：“刘敏讲演书籍，至五代梁末帝，以诛珪之句。充（应为完颜衮）拍案立声（应为‘厉声’或‘立，厉声’）曰：‘有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栲栳提控上告变云：‘大王谋反。’宣诏至燕，斩而烹之，二子皆赐死。”完颜衮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弟弟。他对完颜亮杀熙宗完颜亶而自立为帝甚为反感。当他听到讲史中关于后梁郢王朱友珪“弑”其父太祖朱温并自立为帝，朱温另一子友贞与诸将一起杀友珪并继位为末帝的故事时拍案而起，看样子他听了讲史后是很想伺机起事来反对完颜亮的，只是被告了密，被完颜亮先发制人而失败了。
四、讲史的社会条件和局限性
两宋说话人的讲史以及从而形成的讲史话本，是两宋的封建经济、文化，特别是大城市经济、文化较之隋唐发展更为巨大的产物，是京师汴京和行在临安人口密集，手工业与商业繁荣，广大市民和各类有权有势者文化生活繁盛的产物。
市民包括广泛的阶层和不同的阶级，从最贫苦的劳动人民到民间的各类富有者都在其中，这些各类富有者是市民的上层。在市民之外，有上至皇帝、朝廷官员，下至地方官员和各类有权有势者。他们和市民的上层以至中层，都需要文化娱乐的享受。各类劳动者是市民的下层。他们在辛苦劳动之余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娱乐的享受；同时，他们更需要用自己多方面的劳动为各类文化娱乐服务，以换取衣食之资。京师和行在还驻扎有大批军队，其中的各级军官和广大士兵也有文化娱乐的需要。人们的这些需要，和前来谋生的各地民间艺人的献艺结合起来，就成为不断促进包括讲史等各类说话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娱乐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当时的社会，以其长期的相对稳定和稳定间的动乱给这种讲史以或大大有利或比较不利的发展条件。这种讲史以及讲史话本在这些条件下在各地得到了不平衡的发展，并起到了一定的史学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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