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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到“在场”(6)

安克施密特还把“在场”与他所界定的“崇高”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在场”是“崇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它的表现。“崇高”瞬间摧毁了我们长期形成的有关世界作为主体和客体之结合体的印象,留给我们的只有经验尤其是“崇高经验”,我们因此而感受到了一种震撼力。“崇高经验”所特有的这种震撼力便是“在场”。正如安克施密特自己承认的那样,这种“在场”属于“审美领域”。(39) 它明显不同于我们最初所讨论的那种常识性“在场”。
    安克施密特注意到,自己从审美角度出发对“在场”的这种理解非常接近于古姆布莱希特的“在场”概念。后者对“在场”的界定与传统意义上的“崇高”概念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比如,古姆布莱希特的“在场”也涉及“审美经验”(40);古姆布莱希特的“在场”是“意义无法传达的东西”,就像安克施密特的“崇高经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样。当然,两个人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安克施密特不赞同古姆布莱希特仅仅把“在场”与物质性事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仍然是对过去20年里在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范式的妥协。他主张“再向前迈一步,让事物世界侵入语言世界。在某些情况下,语言可以取得事物的本体论地位。这样一来,物性(thinghood)也就从严格意义上的事物领域转移到了语言领域”。这样的话,未来可能的“在场”或者“事物”范式就会把一切语言变成事物,从而建立一个“事物”帝国,正如过去的语言学范式把它所涉及的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语言,从而建立了“语言”帝国一样。
    安克施密特对鲁尼亚有关“在场”问题的主要观点都表示赞同。(41) 无论鲁尼亚还是安克施密特本人,都认为“在场”(或者“崇高”)与我们同实在的“正常的”相互作用中的断裂相关,与认知困境相关,与认识到我们通常用以理解世界的那些范畴的不充分性相关。他们都特别强调“在场”和“修辞格”之间的关联及其对于理解“在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安克施密特看来,这种修辞格不是换喻,而应该是吊诡(paradox)。他认为,换喻这种转义终究太过温顺和随和,不能够像吊诡和矛盾那样产生强烈的“在场”震撼力。
    结语
    从西方历史哲学进入20世纪之后的发展过程来看,30年似乎是一个带有宿命色彩的演变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经过近30年的发展渐趋式微。1973年海登·怀特《元历史学》问世之后的30多年里,西方历史哲学家们一直都是在再现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思考人类叙述历史的方式。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历史哲学似乎在发生着从后现代向后一后现代的新转变。安克施密特的史学理论嬗变折射出了这一转变的大体过程。从1983年《叙事的逻辑》的出版为起始,安克施密特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叙事实体”和“历史再现”理论,对海登·怀特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崇高的历史经验》发表,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酝酿,安克施密特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随后,在与古姆布莱希特和鲁尼亚等人的对话中,他又在其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在场”概念的看法。
    安克施密特的“经验”理论以及他所参与讨论的“在场”概念能否促成一个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呢?目前我们还很难断言。由于这些范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特征,它们已经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42) 不过,在我们看来,虽然“叙事”和“转义”等问题仍然是西方历史哲学界争论的热点,但是文学理论和语言哲学在历史哲学中激发出来的创造力和解释力行将耗尽。而且,后现代历史哲学对文本的过分关注也的确削弱了我们对于历史学其他维度的敏感性。因此,换个角度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这既符合二战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节奏(约30年发生一次范式的转变),也是史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不妨谨慎地预期,“经验”和“在场”概念如果不能独立构筑一个新的史学理论范式,起码也会成为新范式或新话语中的关键词。
    注释:
    ① 这六篇论文是:Eelco Runia,“Spots of Time”; Hans Ulrich Gumbrecht,“Presence Achieved in language(With Special Attention Given to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F.R.Ankersmit,“Presence” and Myth; Ewa Domanska,“The Material Presence of the Past”; Michael Bentley,Past and“Presence”:Revisiting Historical Ontology; Rik Peters,“Acres de presence:Presence in Fascist Political Gulture”,History and Theory,45,October 2006,pp.305~374.
    ② Hans Ulrich Gumbrecht,Production of Presence: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③ Frank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Hague: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
    ④ 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reface,X IV.
    ⑤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安克施密特的说法,他的历史经验理论只是同海登·怀特早期的历史转义理论相抵牾,而与怀特后期有关“崇高”和“中性语态”的思想则存在很大的亲和性,而且还受到了这些思想元素的启发。参见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00页。
    ⑥⑨(12)(13)(18)(20)(21)(22)(24) Frank 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p.4,p,7,p.11,p.233,p.174,pp.335~336,p.338,pp.334~335,pp.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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