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徐泓：《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暨大学报》第3卷第1期（1999年）。
（31）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145页。
（32）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墙》，第75页。
（33）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34）丁晓雷：《大同旧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杭侃：《孟州城址所反映的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35）杭侃：《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博士毕业论文，1998年，第49页。
（36）此外作者引以为据的，证明丁字街的出现与军事防御有关的关键性文献是错误的，陈规《守城录》卷一：“当敌人初到城下，观其攻城，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需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行三二里，方始入门。”（陈规著，林正才注译：《守城录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40页）由此他认为，宋代修城时强调城门不能对开，这样就形成了丁字街。但《守城录》中这段文字原意指的是敌人进攻时，临时修筑的内城和原有外城的城门不能对开，而不是说外城的城门不能对开。这一重要史料依据的错误使得其得出的结论显得更加薄弱。
（37）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42页。
（38）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39）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第36页。
（40）〔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41）李健才：《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页。
（42）王永祥、王宏北：《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金》，第866页。
（4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73页。
（44）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154页。
（45）Mark Elvin,"The revolution in market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162.
（46）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第24页。
（47）如关于唐宋城市地理和城市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有李裕群《隋唐时代的扬州城》、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等。关于城市生活方面的研究，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关于城市经济的研究，如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等。这方面的论著数量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48）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山根幸夫：《明及清初华北的市集与绅士豪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明清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41页。
（49）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第274页；成一农：《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城市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50）成一农：《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城市形态研究》。
（51）在各种祭祀建筑中，对城隍庙的研究相对较多，如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年，第55页）、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传勇《省城隍庙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王贤淼，郑土有《中国城隍信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赵杏根《论城隍神信仰》（《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2）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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