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本》相映生辉的是《竹书纪年》。其书原只称《纪年》，为战国时魏国官修的史书，记事截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是一部未完的编年体史书。魏襄王卒于在位二十三年(前296)，他死后就将《纪年》殉葬了，因此后来不见流传。直到西晋太康元年(280)，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準有人盗掘魏襄王墓，掘出一批竹简书，凡数十种，其中就有《纪年》，其书始为世人所知。《纪年》竹简出土时已散乱，并被毁掉一些，太康二年(281)朝廷专命学者加以整理，录为有残缺的十二篇(卷)，从此习称《竹书纪年》(过去也称《汲冢纪年》)。《纪年》出于魏国，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左传》一书也曾最早在魏国流传，同时《国语》一书又有不少资料与《左传》相同，再就是《世本》的内容也多可与此三书相参照，这四种书在编纂上有无联系，在今很值得思量。战国前期，魏文侯在位50年(前445-前396)，曾一度称霸诸侯；继之魏武侯在位26年(前395-前370)，国势依然强盛；其次是魏惠王在位51年(前369-前319)，前30年魏国仍强，故惠王于在位第二十六年(前344)以诸侯改称王，曾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只是到齐、魏马陵之战(前341)后，齐国重新崛起，魏国的势力始渐衰。从魏文侯到魏惠王的百余年间，魏国政局稳定，文化事业亦相对发展。特别是魏文侯曾以孔子的弟子子夏为师，文侯所礼敬和起用的一批能人多出于子夏门下，魏国学术亦一时趋盛。学者多以为《左传》即出于子夏后学之手，或者子夏后学曾执掌魏国的史官职任，《竹书纪年》、《左传》、《国语》、《世本》即皆出于魏国史官的相继撰述。《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国史，《左传》为鲁国国史的疏证，《国语》是诸国语体史料的结集，《世本》为王侯卿大夫世系及相关文化史料的集录，不同的史料各有攸归，正可使诸书相辅而成。这看法当然还只是一种推测，但若果然如是，则战国前期魏国史学之盛即非他国可比。诸侯国史的纂修，原以鲁国为典型，从《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来看，鲁国纪年可以上推到周公之子伯禽去世之年(前999)，可见鲁国国史早在周初已有记录；其余各大诸侯国始有国史，则基本上都不早于西周中晚期。现存的鲁史《春秋》仅记春秋一个时代，也许正因为它与《竹书纪年》出于一时，《竹书纪年》既为通代的纂录，遂将鲁史断限于春秋时期。至于《春秋》号称为孔子所传授和整理，则在子夏学派的师承关系上，正是应有的托始之义。《吕氏春秋·尊师》篇云：“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古训既如此，则《左传》以事实疏证《春秋》，何得不称孔子?实际情形如何，仍有待学界深考。
《竹书纪年》是纯粹的编年体史书，这也是早期诸侯国史的通例。但它不是单记魏国史事的，而是从传说古史一直记到魏襄王时，前后达两千年以上。其开篇是“五帝”部分，然后是夏、商、周三代纪年，至西周灭亡而接记晋国事，再至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以至晋亡才专记魏国事。因此就其体裁而言，它其实是现在还残存的第一部中国编年体通史。说它是魏国的国史，是因为其书用意在记录魏国的历史，且其最后一部分也确为魏国的国史。它之所以采取通史的体例，则因为魏国出于晋国，晋国又是周王朝的同姓封国，而由周王朝的“正统”一直上溯到“五帝”时代，乃可见魏国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且保存晋国的历史也是魏国“尊祖敬宗”应尽的义务。我们怀疑鲁国的国史原来也是这样的体裁，即先记“五帝”、夏、商的历史，然后接记西周王朝及鲁国的历史，至春秋时期才专记鲁国史事。这里所谓“专记”，是指历史纪年所用的称号而言的。如古本《竹书纪年》的“五帝纪”部分，皆用“黄帝”、“颛顼”等名号标目；“夏纪”部分的标目则基本上都带“后”字，如后启、后相以至后桀之类，而逐后为之编年(今本《竹书纪年》皆改用“帝”号)；“殷商纪”部分则用当世通行的王号，如“成汤”、“太甲”、“盘庚”、“武丁”等，除最后二王称为“帝乙”、“帝辛”外，其余皆不冠以“帝”或“王”字，绝大多数与甲骨文相合，而各王名号下都记有其私名；“周纪”部分用“武王”、“成王”等名号，亦兼记私名；“晋纪”、“魏纪”部分则分别用晋、魏君主的名号，而不用周王的名号。也就是说，《竹书纪年》除“五帝”部分为传说史料的编排之外，于夏、商、周三代部分都用王室纪年，于晋、魏部分则都用二国公室纪年，故可称后两部分是“专记”晋、魏史事的。不过晋、魏部分虽以记晋、魏史事为主，实际也都是兼记周王朝及各国史事的，此亦犹《春秋》虽称鲁史，实际所记也有许多材料涉及周王朝及各国史事，并非是说非本国事即不记。
《竹书纪年》有古本、今本之分。古本一般是指西晋时出土本的整理本，有时也指竹简原本，但西晋整理本早已失传；今本则指现存的一种较完整的本子，仍称《竹书纪年》，但问题很多，自王国维先生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后，即被普遍认为是明人托撰的伪书。古本、今本的衍传源流及真伪问题甚为复杂，仍有待深入研究。我们的看法是，今本《竹书纪年》是唐代开元年间，根据当时所存的西晋整理本的不完本，经过重新整理、改编和增补而成的。此本在初正文仍为十二卷，另有两卷考证及附录材料，总共十四卷，南宋时尚存于朝廷藏书的馆阁；后来流传民间，大约到元明之际，始被再次改编为总分上、下两卷的本子，并已将考证及附录材料散入正文之下，此即清以来研究甚多而保存至今的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的改编和增补以“夏纪”、“周纪”部分为多，均不合于古籍整理的常规，且有不少地方并未完成，还类似半成品，整体面貌已与古本大异；但它的大部分条目还是由唐初所存残缺的古本而来的，并非皆出于后人的辑录，因此全书不尽伪，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由今本《竹书纪年》所保存的年代学资料，综合考证，仔细甄别，保留其正确年代，剔除其错误改补，还可据以恢复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年代，从而重新建立夏、商、周三代王室纪年的系统，并且可以具体到每一位王的在位年数(43)。《竹书纪年》是中国古史现在仍可考知的最早年代体系，虽所记未必都十分准确，而要弄清三代年代的真相，舍此别无可靠的路径可循。
把《竹书纪年》与《世本》、《左传》、《国语》放到一起考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思路。先秦学术，事实上可以总分为经、史、诸子三大类。经学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代表性文献，这些都是传统王官文化的结晶，从一开始就占据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但其中《尚书》、《春秋》二种实是史书，其他几种经书也都包含一定的史料，知经中有史，史中有经，经重义理，史重事实，经与史原不分家。然史学亦有内在的规则，待到《竹书纪年》、《世本》、《左传》、《国语》等书相继出现，皆以辅助《尚书》、《春秋》为名，则已俨然独立为一门学术，开后世史学记注、编年、纪传、通史、断代、国别等体裁的先河。《汉书·艺文志》照录西汉末刘歆《七略》的图书分类体系，除《辑略》为序言外，其余六略以《六艺略》、《诸子略》居首。《六艺略》著录经部书，其《春秋》类有《春秋》诸传及《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太古以来年纪》等，凡23家、948篇，较其他经部类别都多，虽说仍附于经部，实际上是可以单独成类的。其小序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表明史学自有其源流，后世由经学分化出来也是必然趋势。诸子之学的主旨是诠释传统经典，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态势下蔚然成风，皆各自立说，提出不同的治国方案，以图挽救社会时弊，然亦皆以史实为根据，不能脱离史学。中国史学在先秦时已奠基，诸种史书都以接近成熟的华夏史观为主导，特别是《竹书纪年》和《世本》在体裁上更趋向华夏通史的叙述，这是研究先秦史学须格外关注的要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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