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01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陈建樾 参加讨论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的演讲中继承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述:“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互相关联的。”而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明确指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颇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根据陶希圣的回忆，《中国之命运》一文由陶希圣负责收集资料和文稿整理，不足三万字的初稿完成后，曾交由南方印书馆印制200册“分发本党中央及政府负责人研讨并签注意见”，陶希圣收集到回复意见后再送蒋介石“核阅”。尽管对初稿的意见有“百余份”之多，但“批评最多的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弊病”；而关于中华民族的“宗族论”不仅没有什么批评，还得到了戴季陶的“大加赞赏”：“认为第一章阐明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如《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杂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所以中国人同姓皆为兄弟，异姓皆为亲戚”。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先后做了二十多次修改，并把不超过三万字的初稿增加到十万字以上，“蒋委员长为了草拟与修改文稿，在黄山潜心工作将近五十天之久”。由此可见，《中国之命运》及其揭橥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是国民党高层的关于国家民族的共识；与孙中山、居正、蒋介石在民族国家观念上的思考，正如傅斯年所言乃是 “一源一脉”；而这一脉，则来自对欧美单一民族国家治理经验的服膺和 “亡国灭种”的恐惧：“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个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就是说我们有土地，欧美人负去。这是郑康成解‘言有国而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也’。” 针对傅斯年和顾颉刚的主张，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则撰文回应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民族’以及各种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依我们看来，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便是外国强力的侵略，自然会同起来抗战的”。在从学理上仔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费先生特意在文章结尾处强调指出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只能建筑在各民族平等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改变民族的称谓所能达致： “民族”一词若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我们并不能说这个词和‘鬼’字一般没有和事实相符的幻象，它是可以有科学的用法。而且我们觉得若是我们促使国内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在政治上合作，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决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以前我们时常太相信了口号标语的力量，以为一经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被打倒了。现在我们又逢着国内“民族”有分化的倾向，而以为是敌人喊出了“民族自决”而国内民族真的在谋“自决”了。——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的太大，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 我们的问题是要检察什么客观事实使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民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隔膜的地形，使“各种民族”的界限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在做（实？）际除了学者们留心使用名词之外，还有什么迫切需要的工作？ 1993年8月，费先生在回忆与顾颉刚的这一段争论时说，“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到‘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然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 通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国的史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华民族者，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乃中华民国以内数个民族，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关于此总名词含义之揭示，约有二义，分叙于后：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此一说。一般史学家，及稍有常识之人，大致均无异议”。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白寿彝先生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之说“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是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他在1990年进一步指出：“在统一的发展过程中间，‘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丰富了‘一’。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都有他们对历史上的贡献，都可能对历史上作更多的贡献。发挥‘多’，可以更丰富‘一’，使‘一’更丰满些。说是否‘多’多了，就妨碍‘一’了。这个问题，我看是这样。‘多’也不是一般地多，我们说统一的多，就是说这个‘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多。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对‘多’、‘一’关系的辩证理解，对了解历史更符合情况，对发展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更有力。”而作为讨论的一方，费孝通在199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认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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