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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朗:语言识别:民族国家建设与全球化(4)


    三、语言观与欧洲近现代语言识别和民族国家建设
    虽说中国至少自秦代开始就把语言跟王朝治理联系起来了,但是我们对语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作用的考察仍然不得不从欧洲开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语言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神话源自欧洲。这个神话尽管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Fishman 1968a,1972 :44 ;Judge 2000),但是不可否认它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亚非拉各洲各国的,其中包括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De-Francis 1950,1977 ;Fardon & Furniss 1994 ;Simpson 2007 ;Zhou 2017)。民族国家建设这个概念可以分为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两个部分(Smith 1986)。民族建设主要依托于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以便推动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融合。国家建设则通过建立国家机器,促进同质化、领土化和全民动员工程等,其目的也是推进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融合。所以,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至少有3 种形式,即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立国主义(nation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Fishman 1968b;Viroli 1995:1)。民族主义是一种族群认同,跟国家建设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有立国诉求,也可以没有立国诉求。若有立国诉求,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发展为民族立国主义。民族立国主义虽说也是一种族群认同,但是该主义坚持一定要以自己的民族立国,具有排他性。爱国主义则超越以上两种民族主义,以公民身份地位为基础,表达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这3种意识形态跟语言观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语言观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而且制约着国家建设的进程和方向。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可能十分对应,例如纯单一民族国家建设。当然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也可能不太对应,如大民族国家建设或者多民族国家建设。作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大语言观可以容纳大民族国家建设和多民族国家建设,而作为民族立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小语言观则往往追崇纯单一民族国家建设。欧洲18—20世纪三百来年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充分地展现了语言观、语言识别和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下面先考察大语言观在欧洲从封建王朝转向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的影响。从中世纪到近现代,大语言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过重大作用(Myhill2006:119—176)。在这几个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法国和德国从两个不同侧面代表了大语言观、语言识别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微妙关系
    法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语言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建设的经典。法兰西民族认同是以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认同为基础的,两者都以法语为纽带。一般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有3种力量促使了法国的形成(Judge 2000):第一,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一直统治着这个地域。第二,罗马天主教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大语言观,在精神上逐步统一了法兰西,直到18 世纪的大革命前夕一直主宰着法兰西。第三,历代王公不断扩充法兰西岛大区,从13—19世纪,先后把朗格多克等9 地区纳入了法兰西。在这个过程中,以大语言观为指导,法语逐步取代了拉丁语和其他各地语言的书面语,到16世纪在法兰西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了主流语言(Myhill 2006 :122—123)。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人民带来了两种国家建设模式的争议,即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更适合法国。法国人民最终放弃了联邦制,选择了共和国中央集权制(Judge 2000)。这就意味着法国人民放弃了双语或多语制,选择了法语单语制。这个单语制不是建立在狭隘的族群认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民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认同之上。在共和国,不同语言被认为是不平等的起因之一,因此人人平等是以一个语言为起点,即一个标准法语为起点。这个大认同进一步加强了法语的优胜地位,淡化了其他语言。在这个大语言观指导下,操其他语言的法国人逐步放弃了母语,认可了法语。就连法国的卡达洛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也大多认同了法语,尽管他们在西班牙发动了持续至今的独立运动。当然,这并不说明法语在法国国内不面临挑战,不过那只是全球化带来的后话。
    德国则不同,德国是试图以德意志民族认同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语言三位一体的典型。西罗马帝国没有完成对日耳曼“野蛮”人的完全征服,就在公元5世纪灭亡了。但是,以天主教为国教的神圣罗马帝国接过这个任务,从8世纪开始统治着日耳曼人。虽说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挑战过天主教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新教教会最终还是向天主教教会妥协了,让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 世纪初。这期间,罗马帝国的大语言观把印欧语系的西日耳曼语支的诸语言捆绑在一起,使之成了德语,结果时至今日德语内部有些方言仍然不能互相通话(Barbour 2000)。同时,日耳曼地域内各个公国也都认同德语,但是就如何统一德国仍有很大的分歧。直到19世纪,普鲁士以大德语观为原则,以联邦为机制联合了各公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德国,而奥地利则坚持罗马帝国的原旨大语言观,不以德语为界,吞并了匈牙利等民族。结果,德意志始终未能完成统一的美梦。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试图把德意志认同扩展为国家认同,同时进一步加强德意志语言和文化认同,采取了措施净化德语,清除外来词,结果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纳粹第三帝国对内以血统和种族为鉴,清除他们认为说德语但不实践德意志文化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对外则企图以德语为基础扩张为一个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揽散布在欧洲各国的德语民族和地域(Myhill 2006 :145—196)。二战以后,德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两难,如果完全建立在德语认同之上就会有纳粹的大德意志之嫌,若完全建立在公民的国家认同之上则会违背德意志民族数百年的传统。经过挣扎,德国终于在1999年修改了公民法,容许符合条件的非徳裔移民子女获得德国公民身份,预示着德国倾向于让民族国家建设立足于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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