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旧秩序并没有在暴风骤雨下被骤然清理得荡然无存，土改队进村的头一枪就放了个“哑炮”。这后来被周立波用写实的语言记述在小说里。
1947年12月，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开始在《东北日报》连载。十天之后，周立波收到了一封由《东北日报》副刊部转寄的读者来信，署名霜野。
在信中，霜野先是提出了《暴风骤雨》里几处文字语言的细微错误，之后摘录了小说的几个段落，对情节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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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霜野批评的段落出现在《暴风骤雨》的第三节。在小说中，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元茂屯进行土改。刚到村里就召集全村人开了个大会，结果会议完全失败——只来了些老幼妇孺，而且没过多久就各自找借口纷纷溜走了。
……戴黑毡帽的老头又说：“……请同志们原谅，我得先走一步，明儿还着忙脱坯。”
看着黑毡帽走了，白胡子也说：“同志我也告个罪，先走一步……”说罢也走啦。往后有的说明儿要去拔土豆子的，有的说要去钉马掌的，也有的说要赶着拿大草的。有一个人说，家里媳妇坐月子，明儿不亮天，自己得起来做饭。一个一个的、三三两两的，都说着，往回走了。
……赶车的老孙头看这种情形，生气的说：“都是些个满洲国的脑瓜子。”但瞅没有人看见，他也溜走了。
“这个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太对头。”霜野在来信中说，“我的主观认识是，这个会不可能开得这个样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开辟工作的地区，初次召集一个群众会，他决不敢说，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而一个一个的都溜了。”
“如果看出这是地主的一种诡计，一种花招，而不是把这个大会当做一个群众真正起来的大会，就不会觉得：‘这个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大对头’了。”周立波在回信里解释说，他不能同意霜野对第三节的意见，“打垮几千年的封建，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些实际经验不多的知识分子，常常把这当作简单容易的事情，因此常常上了当碰破了头。”
在位于尚志市元宝镇的《暴风骤雨》纪念馆里，工作人员张宇给记者展示了这两封信，虽然信件内容上讨论的是小说的情节设计，却依然能从中看出当年土改时的艰难与曲折。
土改工作队员们发现，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们却认为自己种了地主的土地，是地主养活了自己。要想发动群众闹土改，就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种思想的荒谬。于是土改工作队员们召集村里的农民开大会。没想到，来开会的农民寥寥无几。后来，他们一打听，地主为了捣乱，请了戏班子进村，农民都去看二人转了。
“多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土改时期第一任元宝区工委书记韩惠记得，元宝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工作队同他们的“唠嗑”中开始的。
韩惠当时只有22岁，年轻有朝气，但是缺少实战经验。萧洪达和周立波等队员多次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通俗地讲解是贫苦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道理，使他们懂得，只要农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有力量解放自己。
当时，村里一共有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
周立波喜欢去村民经常聚集的人家唠嗑，盘腿坐在炕上，跟村民们说笑话、教他们唱红色歌曲。从周立波那里，元宝屯人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总司令、三五九旅、白毛女、吴满有……熟络了以后，村里农民一天到晚找周立波聊天，早上他还没起床就有人来，站在炕头上就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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