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扬之子周艾洛从东北回来，给周立波之子周路易带来家人的消息：封锁线靠近国统区的一头是一片战时的混乱，士兵们多半是抓来的，哭的哭、逃的逃，军队上层贪污，下层缺粮少饷，怨气冲天，可是一到封锁线的另一头，士兵们一个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衣着整洁。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也互相尊重信任，互动良好。“国民党是肯定要输的”。周艾洛说。
两个会议
1947年5月，周立波接到中共松江省委的指示，被调到省委宣传部编辑《松江农民报》。虽然离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一线，但他始终回味着在元宝屯所经历的斗争生活。“要创作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这个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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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50多天的时间，周立波写出了《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初稿。这时，他感觉到素材缺乏，对一些人物和生活细节了解得不深不透。于是，从1947年7月到1948年上半年，周立波一有空就去乡下参加土改，先后去过周家岗、拉林、苇河和呼兰县，继续深入生活，挖掘素材。
在这段时间里，土地改革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立波的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了《暴风骤雨》的第二部。
在第一部中，主要写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之后到1947年9月，土改初期工作队发动农民，反奸除恶的斗争故事。而小说的第二部描写的是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萧祥再次率领工作队进驻元茂屯，保证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真正还家。
在小说第二部的一开头，萧队长刚回到元茂屯的第一个晚上，有着这样的描写：
赶落黑前，他带领新的工作队，坐着大车，冲风冒雪赶了五十里。现在，他掏出怀表来一瞅，十二点过了。他脱了靰鞡，解开棉袄，正要上炕，右手碰着衣兜里的文件，他掏出来放到桌子上，这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部《大纲》诞生于1947年9月，美国作家韩丁曾把它同美国的《解放黑奴宣言》相比。他写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五四指示”颁布后，土改运动大面积地在解放区铺开。在战争间隙，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停留了20多天，对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刘少奇了解到，晋绥边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晋绥六地委又向他报告说：全地区5个县共1500多个村，已有900多个村的群众被发动起来，200多个村的农民已分得土地。但这200多个村分散在5个县，不成一片。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县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完成了土改的村子也像海中孤岛一样，只要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既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
了解情况后，刘少奇给晋绥边区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认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1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要求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在5月4日前赶到延安。
但是，到了3月13日，风云突变。
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刘少奇率领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行离开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撤离延安。
时局波荡之际，中共中央仍在惦记着筹备中的土地会议。撤离延安当天，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时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晋察冀待命。”
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陕北清涧县北部枣林沟会合，并于当晚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地区，刘少奇、朱德等则渡过黄河，几经辗转驻扎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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