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于晋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心理机制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03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 李静 于晋海 参加讨论
（二）民族交流 民族交流始于民族交往，在民族接触、民族往来的同时进行文化选择，发生民族交流。“交流”即交往主客体之间将彼此的拥有与对方进行互动、互传与互换的过程。民族交流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包括语言交流、信息交流、资源交流等方面。 语言交流。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作为交流的工具，语言交流在民族交流中有着重要意义。语言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交际的功能、一个是历史传承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也决定了语言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实际上，恰当的语言就是一种战略资源，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语言是一种象征资本，得到恰当的语言训练的人们可以将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语言可交流可传承、是工具亦是资源，在不同民族进行交流时发挥着重要功能。信息交流。无论是古代还是在科技发展的现代，信息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传递信息、信息交流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通过信息交流，“交往的主客体将自己的文化、习俗、知识、经验等以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沟通，进行相互理解，并力求达到影响交往对象的感知、思维和态度，从而达到调整或改变其行为的目的。”信息交流发生于民族互动与往来的始终，就民族共同体而言，准确的信息能增进民族间的良性交流，从而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而相反的信息则会增加误解与交流障碍。资源交流。资源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包括了经济资源、能量资源、空间资源等的交流。“民族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源需要的结果。对外交往越主动、越频繁，对自己的发展就越有利，获取的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就拿经济交流来说，我国的辽阔地域与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游牧民族一般生活于广袤的草原，在苍茫草原上放牧着牛羊，以生产畜产品为主，畜群为其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相对单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生产生活资料比较多元，基本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同时农耕民族又有着对诸如牛羊肉、奶制品及皮毛等畜产品的进一步需求，而游牧民族又需要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这样双方就进行频繁的交易与交换，换取不同的生产生活资料以满足各自所需。即使在现代民族关系中，资源的交流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前文述及的在南疆维汉杂居村落中，两个民族种植的作物不尽相同。汉族多种蔬菜，兼营少量玉米、葡萄等，维吾尔族则多种植各类瓜果，很少或不种蔬菜，因而在双方的交往中，互相馈赠农产品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汉族经常送维吾尔族一些新鲜蔬菜，维吾尔族也经常给汉族一些干果。可见，对民族发展而言，资源交流意义之广泛。 民族交流发生于民族交往基础上，由于接触、交往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交流是在接触与互动基础上的选择性反应，亦即并非所有接触过的都能进入到交流层面，而是交往主客体根据各自的需要所进行的选择性反应。这些交流有语言交流、信息交流、资源交流等方面。 （三）民族交融 民族交融的前提是民族交往与交流，在此基础上达到文化交融、产生文化共享，进而达到民族交融。这里的民族交融更多地指向民族文化的交融，指不同文化因为交往交流进行着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会贯通的过程。民族交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逐渐生成兼具两种或多种文化新特征的过程，民族交融的结果就是各民族之间有了文化的共享成分。民族交融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共享与交融的基础上亦会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民族自产生就有着部族、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与融合的过程，“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民族融合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民族融合体现了民族在互补、互惠中寻找新的平衡，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包容与接纳。民族交融包括血缘交融、习俗交融、信仰交融等，最后达到心理交融。 血缘交融。血缘交融中很重要的指标即是族际婚姻。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族际通婚率的高低是衡量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普遍认为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有益于民族相处、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和英格尔的《种族与文化少数民族》对族际通婚的研究、挪威人类学家巴斯运用民族边界理论对族际互动关系的研究、霍洛维茨从族际冲突角度对族际互动关系的研究则成为运用上述理论进行族际互动研究的范例。从生物基础和血统脉络来看，所谓纯种的民族是不存在的。如历史上对拓跋鲜卑的记载，“拓跋”应是鲜卑语或匈奴语的发音，故马长寿先生认为“拓跋鲜卑”乃是“匈奴母鲜卑父”。不同民族都在与他民族的族际婚姻中有着血缘交融，进行程度不同的血缘融合。由此可见民族迁徙、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 习俗交融。习俗即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人们共同遵循的礼仪道德或行为规范，对该社会的人们具有较强的规约性和约束力。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生活，因为交往交流而产生文化习俗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习俗交融亦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结果，是文化共享的体现。如在盛唐时有“一半胡风似汉家”的图景，说明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景象；同时也出现了中原地区“汉着胡服”、“回鹘衣装回鹘马”的图景，说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性与相互吸纳性，这些都是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及交融。在现代生活领域中，民族之间在婚姻习俗、年节习俗、礼仪习俗等方面均发生着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有时甚至很难区分某一习俗来自哪个民族，成了大家共享的文化。如甘肃、青海的一些藏族青年男女通过“对少年”、“漫花儿”大胆直率表达爱情，和藏族青年唱“拉伊”（藏族青年男女相互表达爱情的情歌）类似。“藏民男女热情，酒酣耳热，载歌载舞，保持古代部落原始情调，而邻近汉回习之，虽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之不同，‘对少年’、‘漫花儿’之风则近似之”。在洮泯地区与河湟地区，花儿在藏族、回族及汉族等民族中普遍流行，花儿会是这些地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漫花儿”是不同民族青年男女表达情爱的形式。这种文化共享即是习俗相融的结果。 信仰交融。在多民族杂居地区，随着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的加深，民族之间在信仰文化上的交融与共享也就增加了。无论是民间信仰文化还是宗教信仰文化表现出了很多方面的相互吸纳与融合。尤其是在民族杂居地区，信仰相融表现得更为普遍。如在洮泯及河湟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在民间信仰方面相互交融、共享现象亦较为常见。河湟地区的九天圣母娘娘是汉族与土族共同的信仰崇拜，也是供奉最为广泛的神灵之一。在土族人心中九天圣母娘娘是能够保佑风调雨顺、解除困苦、禳病消灾的神灵。二郎神、文昌帝君在河湟地区的汉族、藏族、土族中是很受崇拜的神祇。作为跨越民族的神祇，信仰二郎神和文昌帝君的区域多集中在汉藏边界或是多民族混杂居地区，二郎神的庙和文昌帝君庙既有汉式建筑又有藏式建筑，也有汉藏混合建筑式样的。此种信仰文化交融现象，亦是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 心理交融。心理交融更多地体现于精神层面和理念上的交融。当不同民族之间达到心理交融的程度就表示其认同感的增强、同理心的增加。认同和认同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同理心一词源自于希腊文Empatheia（神入），同理心强调了“共感”“共情”及“情感移入”等。心理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高层面，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民族交融达到心理层面的交融时，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或他文化的不同或异性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只是彰显出了文化的多元性。人们更为注重与享受的是精神层面的共识与共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强调的即是同理心，是思想与心灵的互通与交融。民族交融是在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与实现的，这种交融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 由生活性交往、地缘性交往及结构性交往等构成的民族交往层面，由语言交流、信息交流及资源交流等构成的民族交流层面，以及由血缘交融、习俗交融、信仰交融及心理交融等构成的民族交融层面共同建构了民族关系的不同层级。我们将这三个层级分解如图1所示： 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层级图示可见，从民族接触开始因生活性、地缘性和结构性等方面进行民族交往，接着到不同群体之间在语言、信息及资源等方面进行的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因交往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而进行文化的选择，在血缘、习俗、信仰等方面产生文化交融、民族交融。由此过程可以看到，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动态过程和结果，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我们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层级的研究中，加入了“群”的关键词，特意强调民族之间接触与互动的“群体性”以及文化相互影响的“文化性”与“群体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