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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升:从相交到相融一个多民族交错聚居村寨族际互动与混融的民族学探讨


     
    [摘 要] 民族之间的和谐有赖于一种良性的族际互动的文化及社会生态。作为一个多民族交错聚居村寨,贵州省怎雷村为“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族际互动的“怎雷模式”。怎雷村水族与苗族从族际相遇到互动再到相融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差异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导致其和谐互动的文化逻辑和机理的存在。“怎雷模式”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水苗之间交错认同、差异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混融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构成了日常生活中交相勾连的族际生态。
    [关键词] 互动;相融;水族;苗族;民族关系
    [作 者] 袁东升,贵阳学院西南山地生态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教授,民族学博士,怀化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550005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云贵高原及向东南丘陵过渡地带的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也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互动活跃的地区之一。三都水族自治县地处都柳江流域核心地带,位于贵州省南部,该县人口主要属于四个民族,即水族、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由于迁徙互动及交错居住和土地互嵌,各族民众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交往。尤其是水族与苗族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交往及由此衍生发展的社会关系,展现出水族与苗族从相交到相融的原生态图景及动态历程,为水、苗两族的互动发展、差异共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田野点—怎雷村由上、中、下、排场四个区隔明显地自然寨组成。水族居住在上寨和下寨,苗族居住在中寨和排场寨。该村的特征就是民族之间呈现出一种马赛克式的交错居住格局,历经四百余年,水、苗两族在长期互嵌式的生产生活交往历史过程中,形成独有“怎雷模式”的民族之间“美美与共”的秩序与规则,并且两族都还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地展示出原生态的族际“相融”景观。而“互动”与“相融”这两种常态化的民族交往场景正在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聚焦点。马林诺夫斯基尤其强调不同社会之间基于相互需求的强制性纽带连接,人们之间的相互性需求是一种“引诱规则的诱饵”,[1]12由此引发人际之间的交往互动并形成相互的约束,如此,“个人与个人之间、亲属群体与亲属群体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就连在了一起”。[2]26巴斯则认为,稳定的族际关系可以推论出这样一种互动体系:一套规则控制着互动的社会情境,并顾及一些活动领域的融合,而对社会环境的另一套规则阻止了族群之间在其他领域的互动,从而使得部分文化避免了对抗和修改。[3]8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赋予了“我者”与“他者”的相互性以互动和相融的意义,并彰显出其独具意涵的勾连特质;赵旭东也谈到,“人类整体将面对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形态,即由彼此互动交流‘铸造’的互惠共享的新局面。”[4]可见,在群际间长期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基于互动且相融在一起的共同体理念才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在新近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辛吉尔特(シンジルト)更是切中了本议题的核心要旨,他认为,“民族间的纷争和杀戮等不幸事件屡发不止。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关注不同民族相遇时所表现出的共同生存的愿望。”[5]247-270质言之,在当今全球互联互通不断增强,位移及互动已成为一种常态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群体从相交到相融的原生态景观,正是我们应该去迫切探讨的时代课题,同时也可为“民族三交”研究增添新的案例支撑。
    从2010年起,笔者用移情民族志[②]的方法,进入田野点开展田野工作,采取礼、看、听、问、证、思、记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围绕边界、互动、认同、共享等几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据笔者调查,全村现有村民234户,其中水族户数133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57%,苗族户数101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43%。全村现有人口 1025人,其中水族人口566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55%,苗族人口459 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45%。[③]水族和苗族这两类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一区域交汇,成其了一种特具意涵的时空场域。在此,我们将在一种时空交替、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相融场景中,围绕这一时空场域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譬如,多民族差异共生村落形成的文化逻辑和机理何在?多民族差异共生村落的族际生态图景的历史过程如何体现?“怎雷模式”展现了当地民族关系的何种特质?其对我们思考西南地区族际生态的特质有何启示?简言之,通过对怎雷村族际互动到族际相融的考察,或许可以窥探一种基于个体交往场域之微观的个体情谊型构的社会心态对“民族三交”的发展可以产生怎样的形塑作用,这也是本文希望从这一典型个案中探析的现实关照及学术要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