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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升:从相交到相融一个多民族交错聚居村寨族际互动与混融的民族学探讨(6)


    四、分析与讨论
    质言之,民族之间的和谐有赖于一种良性的族际互动的文化及社会生态。怎雷村作为一种差异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导致其和谐互动的文化逻辑和机理的存在。成村之初,案例村中的水族与苗族就渐步建构起一种相互混融的日常社会生活。这种交汇及混融,以诚实与互信作为基础,以情谊互渗与交心作为保障,以认同与互容作为支撑,以差异与共生作为结果。事实上,“怎雷模式”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水苗之间交错认同、差异共生的关系。当地人曾这样兴奋地说:
    我们这里是水苗一家亲,大家相互认哥弟,相互找伙计,我们共同上山打鸟,共同下河抓鱼;我们都是有酒大家一起喝,有肉大家共同吃,有姑娘兄弟帮助拉。
    这种关系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混融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构成了日常生活中交相勾连的族际生态。怎雷人都清楚地知道,水、苗兄弟混融共生已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基本社会事实。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在践行着这样的事实。
    在人类学的学术话语中,总是将文化视为单一的有固定边界的且有明确指向的事象。正如斯特森所指出的,文化或者社会在传统上被理解为所有的人都拥有的某种东西,但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它们的内容是不同的。[19]153-173随着人群的移动及互动成为常态,文化区融[21]应运而生,如何在两套或更多的文化体系之上构建社会秩序及整合社会,已经成为人们讨论的时新话题。塞缪尔·亨廷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20]199-229从前文的探讨中可以体认到,“怎雷模式”为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面案例。一方面,虽然水族文化在当地被视为一种强势文化,但它并没有拒绝苗族文化的融入,二者相互区融且和谐,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差异共生的混融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私人情谊的互构互嵌以及日常生活中“情谊”的互渗等诸方面的建构与被建构,再者这种建构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是建基于地方性知识基础之上的,从而从日常层面推动两种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共生。
    在长期的移情式田野工作中,通过全程参与观察、无选择地倾听及深度互问,笔者发现,当地村人都基本上秉承着类似的观念:虽然水族与苗族住不同寨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交往交流也不多,语言、服饰、习惯等也有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所有村民都是无差别一样的人。进而言之,基于差异共生的文化逻辑及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使得怎雷人建构起一种包容差异的村落命运共同体,并推动案例村区融共生的日常生活图景的形成。
    事实上,水族与苗族的交往交心与混融一直是怎雷村存在的本真的族际生态景观,同时它是过程,也是结果。正如费孝通曾经精辟地指出,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1]1进而言之,在人群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人群的分离与区隔虽然也是一种常态现象,但以未来的眼光来看,必定是基于差异共生的混融。因为唯其如此,社会才可能存在,生活才可能美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