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年兴 彭旖旎：文化镜像中的后现代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认知论革命(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05 《云南社会科学》(昆明 袁年兴 彭旖旎 参加讨论
二、镜像的结构化：后现代人类学的认知论问题 事实上，奥威的“那喀索斯”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表明，完全通过“他者”反射自我的存在意义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在传统人类学的文化镜像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想象特质过于依赖于与“异文化”共同构成的“自我统一”的幻想之中，其本质为一种文化自恋和文化霸权。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后现代人类学家一方面赋予自身一种忘我感，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追求完美性和统一性中的一分子的体验。后现代人类学这种解构-黏合(并非重构)的做法，在认知论的视角中，其实是想向自己存在的不足让步，最终还是越来越把人类学家引向想象的层面，以便通过传统与现代、原始与文明的对话而稳定下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民族志的结构视为“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倾向是“在每一种制度和习俗的下面去找到这种无意识的结构，来得到对其它制度和习俗能够有效的解释原理”(11)，即“结构主义者相信系统知识是可能的；后结构主义则声称，所知的惟是这一知识的不可能”(12)。 正如霍克斯在评价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时所言：“如果说在神话中发现存在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不可能存在于组成神话的那些孤立的因素之中，而只能存在于这些要素被结合起来的方式之中。”(13)后现代人类学彻底抛弃了这种“人类心智的产物”的结构图式，转向一种语言对象的交流结构。如在《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一文中，斯蒂芬·泰勒指出：“民族志可能正是对话本身，或是关于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并列叙说，或者也可能仅是探寻共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说，甚至是各种叙说或一个旋律和多个变奏曲的对位交织。”(14)在后现代人类学看来，“主体”属于一种结构性的功能项，民族志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秩序，系统分析这种关系的方式和结构，并从语言学、逻辑学或诗学的角度进行描述——这种主体的状态其实蕴含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论题——“我是他人”——这也显然有别于“他人是我的历史”的传统人类学的立场。 无论是奥贝耶斯科尔的《马渡莎的头发：关于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还是米歇尔·罗萨多的《知识与激情：伊龙哥特人的自我概念和社会生活》，包括法弗雷特·萨达的《致命的言语：博卡吉人的巫术》或文森特·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等，尽管后现代民族志试图颠覆传统人类学有关“文明”与“野蛮”的认知结构，然而“我”的一切是作为“他者”显示出来的，而“他者”又是作为另外一个“我”呈现的。换言之，在后现代人类学的文本结构中，在这些竭力表达自我的人类学家背后，存在着另一个主体——研究对象，这种间接表达自我的方式其实证明了“我”如何成为“非我”，而成为“他人”。自我的统一性似乎隐藏了起来，而陷入了一种与他者对峙的僵化状态。 在对人类学学科功能的本体问题的质疑上，后现代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本质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在后现代人类学中，二元对立思维中的逻辑和修辞、理性和情感、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区别已荡然无存。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实际用不同方法操纵传统人类相同的问题：他们选择人类学家的在场，尽可能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形式描述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想象结构，从而导致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文学上的“意识流”——一个由多元性、模糊性、间断性、反叛、消解中心、移置等概念掩盖主体存在不足的范畴。他者的“非我”状态在于追踪“自我衰落”的过程，而具有反思意识的自我则被囚禁在“自我的他性”的困境之中。 总体看来，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在于把人类视为一种线性演变的存在，认为可以通过科学试验的方式，客观地观察、描述、研究人类社会。正是因为这一点，“从西方中心论到文化相对主义，从人类学家的价值中立到价值介入，从对大传统的迷恋到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人类学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认识论向前发展的体现”(15)。然而，正如弗雷德·布莱克(C.Fred Blake)指出，后现代人类学所推动的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领域之外，已经(并将继续)被扭曲——即用“文化”取代“种族”曾经的所指——“文化观念引发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当基于肤色的种族隔离最终被视为是缺乏科学根据后，那些基于差异将人们区分开来的人便转向了‘文化’和‘文化遗存’以寻求歧视和排外的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16)。当后现代的认知观念进入西方社会的大众话语后，文化相对性便成为种族歧视的新的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