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年兴 彭旖旎：文化镜像中的后现代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认知论革命(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43 《云南社会科学》(昆明 袁年兴 彭旖旎 参加讨论
三、镜像边缘的自我认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历程 社会的整体性以及理性的普遍性一直以来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也正是依赖于这些共同承认的假设，构建起了人类学的世界话语体系。在人类学的世界话语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掌握了象征着真理和权威的知识话语权，中国人类学则长期处于一种“边缘话语”的地带——所谓“边缘话语”，是“以主流话语、中心话语的反面被定义，边缘的他者地位由主流话语建构”(17)。对于处于边缘话语地带的中国人类学而言，自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本土化”作为学科发展的主旋律，主要是在“学科整体性”的语境中介绍和传播西方人类学的文化体系，并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本土化”诉求中，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无疑深受边缘化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西方人类学的另一类“镜像”——在中心的文化之境中，探索“自我”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边缘的文化镜像实际上与“真实”无涉，在本质上属于文化霸权的一种价值溢出。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人类学在应对这种镜像效应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早期人类学家的超高智慧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相对于西方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旨趣，中国人类学从其诞生开始就借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开展中国本土社会研究，大体路径是从社会组织、生计方式、风俗礼仪等文化形态，或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如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宗族、族群等来展开民族志式的描述。无论是以少数民族文化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南派”，还是秉承功能主义的“北派”，早期中国人类学在实现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跨越了西方人类学“猎奇”的心态。正如1938年马林诺斯基赞誉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一样，中国人类学的乡土情结凝聚了“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18)。这实际与40余年后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存在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切合，即秉持着一种相对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支配下，大量来源于田野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使中国人类学具有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学科路径的可能性。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人类学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人类学一些关键性概念所提供的视角，如“文化”“文本”“民族志”“他者(异文化)”“地方性知识”等。沿着前人对西方人类学的消解和重构足迹，当代中国人类学借助西方人类学的各种话语或符号，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研究、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研究、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等社会热点问题。这种借助“他者”概念的自我发现、自我关照和自我表现，一方面使中国人类学长期处于世界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中国人类学家在边缘地带比较清晰地认识到了“中心”的各种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正如王铭铭教授指出：“尽管20世纪社会人类学的理论经历了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结构主义、过程理论、象征人类学、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的演变，但其对于非西方的阐释与理解，却一直立基于‘我’/‘本文化”’与‘非我’/‘异文化’之间的相互观照基础之上。”(19) 在后现代人类学中，尽管人类学家试图通过田野对象的“声音”来建立文化表达的合法性，但是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是相互依存、互为关照的，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其本质其实就是权力，“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20)。“主体民族志”的提出显然试图超越后现代人类学家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僵化和对立状态。在朱炳祥教授看来，主体民族志拒绝对传统人类学“永恒的结构”和“普遍规律”的探寻，而是在民族志书写主体与地方主体之间寻找彼此融合的概念视角，并由此以一种“裸呈”的方式呈现地方主体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21)与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比较而言，“主体民族志”使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秩序建立在彼此包容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体现了一种互为镜像和互为主体的持续过程，有助于促进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在多维视角客观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意义世界。如在《“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一文中，朱炳祥教授通过“裸呈”田野对象的神灵信仰，在“三重叙事”的语境中揭示了祖先作为精神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及其文化意义。 在当代中国民族志的文本结构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传统人类学“永恒的结构”“普遍规律”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倾向一方面延续了人类学在研究“他者”制度体系和文化观念等内容的科学性，强调客观观察和忠实描述；另一方面，又质疑人类学作为一种科学实践的有限性，强调人类学家需要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中回归到后者的意义世界之中，而不仅仅立足于“文化的书写”。如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主张一种“互为经验的文化志”(22)。“互为经验的文化志”解构了人类学家作为知识生产的绝对主体地位，既强调地方文化固有的“信息编码系统”，又强调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文化共识。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则指出，包括中国人类学在内的当代人类学出现了“民族志新本体论”的回归，强调在文化价值交流的叙事中“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的传统区域。(23)无论是“互为经验的文化志”，“民族志新本体论”，这实际上主张人类学家应主动成为地方文化的镜像，从而最终还原地方文化的客观逻辑，而不是像传统人类学一样从“异文化”中寻找迷失的“自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