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2 《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王铭铭 参加讨论
德斯科拉与维韦罗斯：一种宇宙观，两种政治性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一文，是费孝通先生为其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2002年5月20日）上的演讲而写的讲稿。过去20多年，校庆活动纷纷涌现，它们大抵可谓是一种“科层制壮观场面”（bureaucratic spectacles）的展现，在其上，身份地位展演超过其他。而南京大学虽不是费孝通的母校，但其所在地是他的祖籍省份江苏，因此，费孝通参与其百年校庆，还兼有回乡重温地方“差序格局”传统的任务。按说费先生特别喜爱他的业师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席明纳”（seminar）（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还在云南呈贡魁星阁模仿这种学术研讨格式，办过密集的研讨活动），他相信，只有这种畅所欲言的小规模密集讨论，才有刺激思想的效果。然而，自称“科层制老虎身体里的老鼠”（这个说法，蒙1979年面见过费孝通的法国人类学家郭德烈［Maurice Goldelier］教授告知）和“乡绅”的费孝通，对“科层制壮观场面”和“差序格局”似乎都能习惯，他在那场仪式上，语不惊人，传达了他在讲稿中论述的内容。 在费文发表七年后，2009年1月30日，在西方思想重镇巴黎，发生了一次围绕着一个相近主题的讨论。对于这次讨论，身兼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多种身份，以《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名噪一时的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亲自写了新闻报道，发表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通讯《今日人类学》当年第2号上。这场论题为“视角主义与泛灵论”（Perspectivism and Animism）的讨论，实为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门徒、现任法兰西学院“自然人类学”讲席教授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和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国立博物院教授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一下简称“维韦罗斯”）之间的争鸣。两位都是当今世界最有天分和建树的人类学家，前者出生于1949年，后者晚生两年，二人都研究巴西亚马孙区域土著民族。到2009年他们已相识25年，既是老朋友，又是老论敌。 拉图尔（他显然在场，甚至可能是活动的始创者）告诉我们说，辩论是在位于苏格老街（Rue Suger）的高等研究院一个小会议室里举行的。与大多数西方学术研讨活动一样，这场辩论没有什么排场，对垒双方虽都是学界名流，来到此处，却不能像在“科层制的壮观场面”上以级别论输赢。而尽管那天巴黎天特别冷，来的听众却特别多；他们听说，大名鼎鼎的德斯科拉与维韦罗斯两人私底下辩论过，也发表过文章相互批评，这次拟将把分歧在众人面前和盘托出，“辩论将会极猛烈”，“恐要见血”，因而带着好奇心前来观战。 拉图尔称颂这次辩论说，它就像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巴黎拉丁区较真的学者之间展开的辩论一样，表明“巴黎的知识生命未亡”，“人类学还有活力和吸引力”。 相比于费孝通的那次讲演，巴黎的那场辩论，是在积累了不少“火候”之后才发生的。 辩论由德斯科拉开场，他说，他多年来致力于发明一些办法，以清除认识中的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误区。所谓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亦即费孝通所说的天人对立论，但德斯科拉并不是费孝通，他为了揭示这一世界观的问题，他没有诉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而是迅即转入他所研究的专门领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广泛存在的“泛灵本体论”（animist ontology）。所谓“泛灵”，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多有涉及，一般指，在原始信仰里，灵魂、精神之类的东西，不仅在人当中存在，在万物中也存在，人与万物的躯体流动性一般有限，而“灵”这类东西，却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所谓“本体论”原本属于宇宙论的一个部分，指对宇宙中万物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在德斯科拉等的用法中，这一理解得到沿用和拓展，用以指在人们的感知、实践和观念中存在的对于包括人在内的存在体之存在本质的“看法”。在他看来，尤其是生活于亚马孙河流域偏远角落的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的泛灵论，便是一种使他能够看清现代西方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的形象的另一种观点。他承认，他的这一认识，受到了他的朋友兼论敌维韦罗斯的启发。 正是维韦罗斯，在过了时的泛灵论中重新展开了对于人与非人存在体之间关系的替代性认识模式。 多年前，维韦罗斯即已提出，美洲印第安人泛灵论是一种足以使我们摆脱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束缚的模式。在他所研究的印第安人眼中，在人与非人（包括动植物）共享一种普遍存在文化（精神），却有不同的“自然”（躯体）。这种文化普遍主义与自然特殊主义的合体，与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然主义理性世界观构成了鲜明反差，后者将人与非人的区分追溯到人独有多样的文化这一“事实”上，而将人与非人的同一性追溯到自然属性上，在这一宇宙观里，文化纷繁多彩，自然却极其单一和抽象。 维韦罗斯与德斯科拉都把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定义为自然主义本体论（naturalist ontology），他们也都把泛灵论看作是真正与这种本体论相异的另类视角。然而，为了标新立异，德斯科拉对维韦罗斯所谓的“自然”（相异的身体）与“文化”（将人与非人结合在一起的“人文”），重新界定为“物质性特质”与“精神性/内在性特质”。很显然，这个新的二元对立论，来源于法兰西社会学年鉴派导师涂尔干的个体—社会、世俗—神圣、物质—精神“双重（duplex）人”定义——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说，“人具有两种存在：一个是个体存在，它的基础是有机体，因此其活动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二是社会存在，它代表着我们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中的最高实在，即我所说的社会。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的这种双重本性所产生的结果是：道德观念不能还原为公用的动机；理性在思维过程中不能还原为个体经验。只要个体从属于社会，他的思考和行动也就超越了自身”。然而，德斯科拉认为，任何本体论—宇宙观都必须处理任何存在体中人格的两面与“客体”的相通、相异与关系问题。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主张人与非人在物质性特质上是一致的，在精神性特质是相异的；而泛灵论则相反，主张人与非人在精神性特质上是一致的，在物质性特质上是相异的。这个新定义听起来跟旧说法差别不大。但德斯科拉相信，他的突破在于将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论中的自然从学者共享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一个研究课题。为了缔造一种关于自然的人类学，德斯科拉重申他对泛灵论的重要性的看法。同时，补充了两种其他本体论，即，图腾论（totemism）与类比论（analogism）。与泛灵论与自然主义一样，图腾论与类比论也构成一个对子，前者视人与非人为在物质性和精神性上均相通的存在，后者视二者之间毫无本质相通之处可言。 有四种而不是一种或两种本体论在手，德斯科拉自信已然消除了“自然主义者的帝国主义普遍论”，在这个条件下，自己便又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普遍论。为了推进其创造新的普遍论的计划，他2005年出版了《超越自然与文化》一书，考察了四种本体论的内涵与结构关系。 拉图尔说，德斯科拉的发言，如有丝绒底色，温文细腻，而维韦罗斯，性格不同，发言风格也迥异。在德斯科拉娓娓道来之后，维韦罗斯闪电般突袭而进，用警句宣明，他也在追寻一种新的普遍论，只不过他追求的普遍论，远比德斯科拉所追求的要彻底得多。在他看来，视角主义（也就是美洲印第安人万物有灵本体论），不应被视作是德斯科拉的类型系统中的一个类别；相反，我们必须要把它用作一颗炸弹，有朝一日用它来炸毁那个支配着人文科学解释的“隐形哲学”（维韦罗斯是一位相信人类学是一种社会或政治行动的人，他自己便是身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活跃分子）。如果说视角主义是好的，那么，德斯科拉所用的“类型”这个词，便是最违背视角主义的（也就是说，是最坏的）。他进一步说，他之所以提出视角主义，是因为在诸如亚马孙河流域这类区域的硬科学和软科学研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麻烦：在那里，主导的共识是，世上只有一个自然，但有好多种文化。他想告诉大家，世界是不同的，如亚马孙地区的人和非人看到的（他相信，非人也是会用眼睛观察的）那样，它有许多不同的自然，这些自然（复数）共享着一种文化。他反对德斯科拉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他不认为这种视角主义是一种列氏所谓的“野性思维”，相反，如他相信的，这是一种充分成熟而得到系统阐述的哲学。在当下西方，哲学正在重新赢得它既已失去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也正在将土著人的思想化成被西方哲学这个摆满古玩的储藏间收藏的玩意儿。印第安人应该站起来，与这种被重建的哲学作斗争。不幸的是，他的朋友和论敌德斯科拉先生，却如同类比论者那样，对差异的细微末节如此着迷，其目的无非是要恢复重建西方正在失而复得的“隐形哲学”大厦！ 此刻，拉图尔说，“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然而维韦罗斯并没有指责德斯科拉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结构主义是坏的，而恰恰是因为它是好的人类学。维韦罗斯自认为是一位别有个性的“后结构主义者”，他有志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对人类学家所用的概念和理论与土著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比较，从而将土著理论化成“与西方哲学对称的哲学”。维韦罗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其实是一种“美洲印第安人存在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洲印第安人思想的转化”。列维-斯特劳斯犹如一个思想的导游，又犹如一个萨满，他是不同本体论的载体，他将美洲印第安人哲学转运到了西方，以之摧毁西方哲学。列维-斯特劳斯远非一位冷峻的理性主义者，他学会了印第安人的梦幻术和漂移术，只不过他梦幻和漂移的方法不同，他通过做卡片、分类、写作，实现自由的流动。 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榜样教训了德斯科拉一番，维韦罗斯此时表明，通过这番激烈言辞，他不过是要表明，德斯科拉重建类型学，将会解除他自己在西方哲学里安设好的炸弹之引信。他与德斯科拉的分歧在于，在他看来，要真正理解他者的另类逻辑，便务必放弃康德的理想。 听到这，德斯科拉忍不住了，他回应说，他自己对西方思想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他者的思想”；而维韦罗斯却迅即反驳道，“你那个感兴趣的方式正是问题之所在！” 据拉图尔说，德斯科拉和维韦罗斯两人辩论结束后，有个听众不知提了个什么问题，而维韦罗斯则用托洛斯基式的警句答道，“人类学是不断去殖民化的理论与实践”，还补充说，“今日人类学大抵已经去殖民化了，但它的理论还不够，去殖民化的作用还不是很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