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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汉战争：朝廷几乎放弃凉州 匈奴已不足为惧，但西北羌人成了东汉极为头痛的边患。 西汉与羌人发生过战争，分别在武帝、宣帝和元帝三朝，但每次最多持续一年，且只在西北一隅，影响不大。东汉与羌人的战争则旷日持久、绵延不绝。从公元77年（章帝）到214年（献帝），大规模的羌汉战争一共发生了五次，而且每次至少持续六年，多则几十年。 匈奴与两汉为敌时，在草原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帝国，最多就分裂为南北两部，而羌人近百个部落，却始终没有统一政权，只有为了复仇和劫掠的临时联合。这些小部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东汉“忽叛忽降、累以反复”。羌人整体上或许不如匈奴强大，但东汉对羌人的每次胜利不能巩固下来，因为只解决了个别部落的问题，而且也很难保证这些部落日后不会反复。这是东汉耗尽财政也打不赢战争的原因之一。  绵延百余年的羌汉战争更糟糕的是，东汉中前期，凉州内各郡的太守有近90%来自关东，专门处理羌人事务的历任护羌校尉也仅有极少数是凉州本地人。两汉之际以隗嚣为代表的凉州豪族借助羌人势力抗拒光武帝达八年之久，成为统一中国的障碍。平定隗嚣后，东汉朝廷为压制凉州地方势力，有意派关东士人出任护羌校尉和凉州诸郡太守，镇压羌乱所用之士兵、将帅也从关东内郡征调、选任。 凉州诸郡文官的根基和利益都不在凉州，他们肆意剥削本地居民，每次羌人叛乱，不能认真抵抗，甚至打算迁移郡治（郡守府署所在的县）以躲避羌乱。东汉中枢也数次考虑放弃凉州，在以关东官僚为主体的中央政府眼中，落后混乱的凉州竟成了鸡肋。不过，朝中尚有超越地方利益的有识之士，比如豫州陈国人、太尉府郎中虞诩，就力阻弃凉。 羌乱不只是凉州本身的问题，放弃凉州会引发连锁的负面后果。与凉州紧邻的西京长安及三辅地区（京兆、冯翊和扶风三郡）就将直面羌人的侵袭。三辅之重要性已不如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前期仍然经济繁荣、人物辐凑，中高级官员出自扶风、京兆两郡的人数仅次于南阳郡，更何况三辅还是京都洛阳的防御屏障，不容有失。东汉后期羌乱日盛，三辅地区也屡遭破坏，人口下降，但作为洛阳的军事缓冲仍然非常重要。 东汉表面上没有放弃凉州，但在第二次羌汉战争（107-118年）爆发后的110年，朝廷将金城郡的郡治迁至陇西郡的襄武县，护羌校尉的治所也从金城郡转移至张掖郡。随后，陇西的郡治从狄道县迁至襄武县，安定郡治移至扶风郡的美阳县，北地的郡治转移到冯翊郡的池阳县。东汉政府同时强制相应各郡的居民也随郡治一起向内迁移。大部分凉州人不愿意搬离故土，凉州地方官员采取割庄稼、拆房屋、毁谷仓等方式强迫百姓迁移。强制迁移人口暴露了帝国的真实立场——朝廷缺乏能力和决心保护凉州！ 长期羌汉战争祸乱凉州和并州，波及关中和益州等地，西北地区人口锐减，战争开销巨大，东汉政府财政几近枯竭。仅第二次羌汉战争就花费了240亿钱，第三次羌汉战争持续较短（139-145年），也达到80亿钱。后两次战争费用虽无全面统计，想必惊人。从人员损失看，140年凉州陇西和金城两郡的注册人口只有西汉时的 10%，北地郡只有5%。东汉人口瞒报问题很严重，灾害和疾疫也会造成人口下降，但战争导致的死亡和外逃无疑是重要原因。 凉州人口剧减的同时，“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比例大为提高”。汉人和羌人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以及杂居并处的格局，西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蛮夷化“问题。与羌胡长期交往的凉州中下层汉人，尤其是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同，关东士大夫服膺的纲常名教、君臣大义对这些武人没有约束力。 羌汉战争久拖不绝带来惨重的人员物资损失，加上朝廷放弃凉州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凉州人无论汉、羌、胡，对帝国政府的不满和怨恨与日俱增，最终在东汉晚期演变成联合叛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