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等一行于１２月２日到达南昌。６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７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１。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２。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
     １２月１０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１３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２０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１１月２４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１２月６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１２月３１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３月１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４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７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１３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５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１月６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７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１１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１０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２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ＣＰ，欺压ＣＰ，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