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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左派同蒋介石斗争屡次获胜 为何仍无法倒(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1。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2。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7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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