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５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１月１８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１月２１日、２２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１７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２月５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１３００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２月４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８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２月９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２０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２１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１。结束联席会议；２。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３。中央执行委员会３月１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２月２２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２月９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５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２月１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１３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１５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３０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１。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２。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３。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４。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５。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６。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７。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