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他于２月１９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２月２２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２１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中全会。２３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次日，武汉三镇１５０００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２０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２月５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２人，携带２６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２月１９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２月２７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２８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３月７日。
     ３月３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６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５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５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３月１２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
     ３月７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１１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党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１１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