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对东北各地群众武装抗日的情况有真正的了解，张学良接见了来北平的各路义勇军司令。他先后会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王显庭、那景春、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林、艾中华等几十人，在听取了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匮乏的情况下英勇杀敌的汇报后，即批拨给他们现款、衣物、械弹，交由救国会办理。
     1932年10月10日，张学良拨出大批军械物资，派救国会人员“即日去军委会交涉”领取，救国会很快就从北平军委会领到一大批军需物资，然后分三批从海陆两路运往辽东、热河义勇军驻地。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19日，在河北装船起运。据档案记载：“李纯华（辽南义勇军副总指挥）为张学良特派员，于本月（12月）初，从海路大孤山方面登陆，并输多数之军需品，即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架、轻机枪4架、炮弹2000个、手榴弹5000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1台、被服制帽（于上海服装厂定制）二、三千件及其他。”
     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送到热河，有迫击炮2门、炸弹50箱、重机关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个、棉大衣、成衣1000件，丝棉背心850件、毛毯100条等。”
     第三次是1933年7月，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从威海把救国会秘密运来的军用物资运回辽东，计“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支、手枪300余支、步枪2000余支、子弹甚多”。张学良积极从外国购买武器，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战。仅据1932年9月统计：用船运送，在华北各地卸货的武器颇多，共有弹药约650吨、子弹约1100箱、手枪7000支、机关枪200架。
     张学良还通过“救国会”把自己及国民党中其他爱国将领所捐送的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不断地小批量地向各路义勇军提供，如赵大中、钱宝昌、郑桂林、王显庭、于百恩等义勇军均得到相当数量的援助。
    张学良委任的义勇军将领
    为了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张学良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做过参谋的惠德安回忆说：“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派遣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亲笔手谕，化装秘密进入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抵黑河，向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进行慰问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1931年11月，黄宇宙曾给唐聚五、郭景珊带去张学良的手谕，内容是：“辽吉黑军、政、民钧鉴，兹派黄宇宙秘书前往慰问，并协助成立联防部，以防胡匪。”黄宇宙对他们解释说：“信上写的联防部就是叫大家联合起来，以防胡匪（指日本侵略者）。”唐聚五见到张学良的亲笔信，格外高兴，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张副总司令的期望，一定加紧联络各方爱国志士，待时机成熟便举义抗日。
     1932年8月15日，当辽东抗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之际，张学良派石培基、康乐三、秦喜林3人，代表他本人和东北救国会来通化，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自卫军上将总司令，加委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分别为第5路、6路、7路军少将司令。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1路军整编成5个支队的时候，5个支队司令的委任状都是由张学良将军亲笔写在白绸条上。据21路军参谋长吴经阁的儿子吴大钧回忆，张学良将军给其父吴经阁的委命状上，这样写着：
    委命状
    兹委吴经阁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少将参谋长。此令！
    总司令张学良
     从委命状看，张学良是自任东北民众义勇军总司令的。作为东北局部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张学良在支撑东北危局1年5个月零17天的日子里，他支持的几十万义勇军，作为抗日战争的先锋之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一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打乱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东三省的计划，为中国的全面抗战做了准备，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斗志，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他们的浴血奋战终使全国抗战形成了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