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自忠被怀疑为“汉奸” 萌发死志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十七军的3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冷口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30万大军败于5万日军之手。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全军6万多人。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闻讯，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中部，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于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民族气节。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不断地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历史，被称做“华北事变”。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而爆发的。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兵力近3万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这支军队曾经浴血抗战，一直视日军为死敌。如冯治安师长，总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不仅二十九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要人也喜欢与他打交道。张自忠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不能违抗中央的指令，还不能得罪日本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张自忠的表现，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里逐渐发生变化。大家只是看到，第二十九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唯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1937年4月，日方伸出橄榄枝，制造和平假象；日军华北驻屯军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国内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实际上，据有关资料披露，张自忠在访问日本期间，“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抗战英雄张自忠，一晃竟变成了嫌疑汉奸！张自忠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但必须还得去做，因为总得有人去做；他忍受不了也得忍，因为事关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负重。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寻衅滋事，炮击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冯治安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为时8年的全面抗战。
     当时宋哲元于是年5月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未归。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后又派人赴山东请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态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１１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都比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等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至７月下旬，日军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到平津地区的部队，加上原来的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２６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日军先发制人，于２８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间，蒋介石相继给宋哲元发出5封急电，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命运不堪设想。走还是留，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
    在宋哲元召开的高级军事紧急会议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发，气氛悲愤、凝重。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这一站意味着什么，临行时，他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在七七事变前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7月28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电令，赴保定坐镇指挥。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并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当天晚上，宋哲元留下4个团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安全脱险。２９日凌晨，北平人民发现二十九军已经抛弃他们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