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②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