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上演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①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②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③ 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④。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⑤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