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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干变幻”是句卦辞。据说张聘卿为孙美瑶卜了一卦，“利在津浦”才是张聘卿真正的主意，他让孙美瑶“劫车掳票，迫官军撤围，就抚受编，仿尺蠖之曲”。 孙美瑶对这个“围魏救赵”的策略如获至宝，马上依计而行。 5月5日晚，孙美瑶率领800人的主力队伍，埋伏在了沙沟山铁路沿线的麦垄之中，静静等待着“蓝钢皮”的到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30人乔装打扮在蚌埠站上车，作为内应。津浦线的一段铁路也已经被拆坏了铁轨。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蓝钢皮”列车行至此处，脱轨而出。孙美瑶率众一拥而上，“大功告成”。 策划临城大劫案的张聘卿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研究者据此为临城火车大劫案披上了一丝革命色彩。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名号是孙中山通过张聘卿委派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佐证。 纵观孙美瑶的所作所为，实在与革命联系不到一块。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所谓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于1918年，是孙美珠和附近的郭琪才、周天伦等另外4股土匪的头领盟誓组成，孙美珠当上了总司令。在“安民告示”中，“山东建国自治军”称自己的纲领为“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但这伙人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好汉，干得最多的是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一旦赎金没有及时送来，人质便会被砍指、割耳，甚至弃尸荒野。 不过，手握上千人武装的孙美瑶，似乎与当时中国多方势力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这也给临城火车大劫案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间。 临城劫车案发生时任围剿官军营长的万伯龙后来回忆，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他所在团抓住了一个叫聂成章的嫌疑犯。聂成章招认孙美瑶已被段祺瑞招抚了，自己是受差遣去给孙美瑶送钱。段祺瑞是皖系，刚刚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暂居天津，仍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孙美瑶直接对敌的田中玉，恰恰属于直系。联想到直皖两派的矛盾，这种猜测似乎也非信口开河。 这场劫案同样给国民党提供了抨击北京政府、直系军阀的一个契机。1923年5月10日，属于国民党喉舌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称：“‘北庭所属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么巡阅使督军等就是匪首，’这种觉察，从今以后，在各友邦的脑府中，越发鲜明，并且已经直呼出来了。”5月15日，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论临城劫车案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 不管孙美瑶背后是不是真的还有更大的幕后主使，临城大劫案把当时中国政局搅得一阵波澜。 第一轮谈判 临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压力，集中在了名义上主政中国的北洋政府头上，而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正上演着激烈的府院之争。相对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更让他们挠头的是来自外国公使团的强烈抗议。 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向北洋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人质、对死亡外国人从优抚恤等。5月7日和8日两天，驻扎在上海的多国军舰纷纷起航前往南京，声称“必要时即行登陆”。 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洋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 北洋政府慌了神，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了一次紧急国务会议讨论此事，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张绍曾在会后给田中玉发了份态度模糊的电报：“匪势浩大，非跟踪追缴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万全。” 这份“你自己想办法”的电报自然不能给田中玉提供什么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态度明确，田中玉也未必会执行——真正能给他下命令的是曹锟。曹锟是直系军阀首领，当时身在保定，正觊觎着大总统的位子。曹锟也“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所以也给田中玉发了份电报：“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