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了躲避官军,5月5日到15日的十天中,土匪总是带着人质在夜间转移,长途跋涉让这些素来在城市中养尊处优的外国人苦不堪言,在经过的田地里,总是可以看到吃草的驴子。鲍威尔灵机一动,对同伴们说:“不能再这样走下去,除非给咱们骑驴子”。土匪知道他是“罢走”的主使者,拔出手枪吓唬他,但是鲍威尔毫不惊慌,拉开自己的衬衫,叫土匪开枪。他知道“人质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死货色是卖不出价的。”土匪果然收起了枪。后来,他们每人都如愿分得了驴子和小马来代步。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除了出于谈判的需要,这批外国人质的现实好处也足以让土匪们报以青眼。一天,一队苦力挑着几十个大箱子来到了人质们临时停留的寺庙门口,每个大箱子都贴着红十字标记,里面装满了食物,有面包、罐头、蔬菜和水果,甚至还有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原来,美国红十字会和土匪们达成一项协议:外界可以通过土匪防区送食物给人质,但必须同时也给土匪提供补给。除了来自人质原籍国公益机构的馈赠,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还送来了折叠式的帐篷和蚊帐,免除了人质和土匪的风餐露宿之苦。 不仅温饱无忧,山上的“洋票”还能与外界通信,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和助手麦堪当上了“邮差”。当然,这两个人也不是免费服务,他们自己发行了一种“土匪邮票”,出售给“洋票”们做邮资。 “土匪邮票”有5分和10分两种面值,票样出自克劳和麦堪的设计,然后由枣庄附近的刻字店刻板印刷。从留存到现在的“土匪邮票”可以看出,其制作者的雕刻技法相当粗陋,甚至5分邮票的面值数字还被刻成了“50”,全都成了“错票”。 “洋票”的信件大多寄往上海,这种非官方发行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临城劫车案正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这种来自土匪老巢的邮票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价格飙升。随信件邮来的“土匪邮票”毕竟数量极少,不少人直接把目光转向了“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堪,高价购买。 克劳和麦堪当初印制“土匪邮票”,其实只是想赚点小钱,没想到求购信纷至沓来,两人兴奋得赶紧加印邮票,发了一笔横财。后来,“土匪邮票”还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发行的邮票”。 追来的“肉票” 没有本国人遭到绑架的日本,对临城大劫案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甚至千方百计地想安排一个日本“洋票”进来。 5月10日傍晚,在抱犊崮山区凤凰岭一带负责警戒的峄县自卫团成员,忽然发现一个人骑着毛驴,从远处徐徐走来。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自临城劫案发生后,一是为了避免官军将自己错认为土匪,二是为了躲避小股匪徒可能的侵扰,附近的居民出行,一般都绕开这个区域。而来人接下来的反应加剧了官军的怀疑——看到前面有官方的守卫者,此人掉头就走。 驻守的军官命令把这个人带来讯问,发现此人虽操山东口音,但说得却颇为不流畅,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说票的”(绑匪和人质家属之间的中介人)。但是田中玉派人围困抱犊崮后,为了避免民匪勾结,早就下令禁止“说票”,一旦违反,以“通匪”论处,按照正常心理,应该没有人在官军面前主动“撞枪口”。审讯的官员连唬带诈:“说票是要杀头的!”此人阵脚大乱,忽然冒出了一句:“我是日本人,你不能杀我!” 正在枣庄行辕的田中玉得知此事,感到莫名其妙。于是,田中玉拿出了一瓶好酒,派自己一位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的副官前去套话。酒过三巡,那位日本人说漏了嘴:“孙美瑶不好,绑了西洋人,没绑日本人,我去做人质,当日本肉票!” 这种主动“求被绑”的行为疑点重重,为了稳妥起见,田中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日本人秘密处决了。没想到第二天,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又出现了一位来客,结果也以同样的方式“蒸发”了。 5月18日,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登记送往山中的物品,查到有“仁丹一包”,说是要交给一个名为“井藤”的日本人票,自然查无此人。不仅如此,还经常有身份不明的日本人来到抱犊崮附近逡巡,其中一人打出了一通高达一百零五元的电话,显然为长途通话。而山东当地的报纸上,也出现了日本人挑着樱桃担子佯装叫卖却在附近测绘地图的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竭力想要挤入临城劫案的“受害者团队”,谋求未来的发言权。而后来,他们也确实做到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因为临城劫案的谈判没有明显进展,一支“国际武官团”前往枣庄一带“调查”军情。团里出现了特殊的东方面孔:武官团共有正式团员5人,美、法、英、日、意各一人;随员9人,美4人,法、日各2人,英1人。人数最多的是美国,法国和日本并列第二位。 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绑,参与“调查”情理之中,日本并无人员被绑,参加进来的目的,颇值得外人琢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