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第二夜，他们就走进了深山之中。 杨奇当时也在白石龙，他护送过一部分文化人进“深坑”。“深坑”是白石龙附近阳台山和宝安龙华圩之间的一个山窝，易守难攻，比较容易隐蔽。他告诉记者，组织上说，这是一个“死任务”，让他一定保护好这些文化人。转移是秘密的，直到晚上7点，天开始黑了，他们才出发，当时他带的那队文化人大约有20人，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人。这些文化人都来自城里，基本没在晚上走过山路，游击队员给每个人提前发了一根竹棍，让他们借力。邹韬奋因为眼睛不好，走得跌跌撞撞，格外费劲。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今天的纪念馆里，文化人当年的“住宅”被还原了：把松树作为围墙的柱子，屋顶搭草棚，里面架上横杆，铺上竹子，形成了一张长两米的“竹床”。这样的简易建筑，被当地人称为“茅寮”。 无炊无具，做饭是个问题。 黎金良告诉记者，当时不允许自己生火做饭的，因为一旦有烟火痕迹，附近的敌人便很容易发觉，就无法达到隐蔽的目的。纪念馆中，至今保留着两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和一根竹制的扁担。——当年，白石龙的村民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器具，在家做好饭菜后、送到山里。 在杨奇的记忆中，当时游击队的条件非常艰苦，因为东江地区有日军“扫荡”，又有国民党军队出没，地方乱，商人少，税收也少。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给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两、菜金两角。 只要条件允许，游击队都坚持为文化人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戈宝权曾经回忆“尽管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部队也很关心我们，还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红糖煮的番薯汤)，用水桶挑来送给我们吃。有时还烧好热水，要我们到部队旁的树林和河边去洗澡。” 而文化人们也习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难入睡，茅盾却说“这是卧薪尝胆，对付日本侵略者，应该有这种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天，文化人就被分批护送，前往东江的政治、经济中心惠州，但是此时的惠州，并不是一座对他们足够友好的城市。 惠州来了“罗老板”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当时的惠阳县)出现了生面孔：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出着城里最高级的旅店、酒家，摆足了谱。 传说这两个人一个是“香港昌业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另一个是另外一个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因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地下党员，“罗老板”是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少东家”是惠阳县梁华区区委书记陈永，他们来到惠州，是为了建一个秘密联络站来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区党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诉记者，广东省有一条名为“东江”的河流，这条河流经粤东包括深圳、东莞的多个地区，惠州是当时“东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选择这里作为交通线的一环，出于几点考虑，一是这里靠海，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坐船可以到达韶关、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优势，当时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粤东地区武装力量，可以配合营救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