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整军”以后,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下,决死队先后配合八路军粉碎过日寇的多路围攻。后来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这些战役中,决死队的指战员顽强奋战,英勇杀敌,表现出色。历经战火的考验和锻炼,新军逐渐成长为我军的一支坚强战斗部队。新军的成长壮大,同德怀同志和八路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指导、教育上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三)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磨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磨擦的斗争。在山西,从当年3月阎锡山召开布置投降反共的“秋林会议”以后,这一斗争也激烈地展开了。到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斗争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山西新军成立以后,反对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排挤和磨擦的斗争,几乎没有断过。在新军进行反磨擦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彭德怀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1938年初,驻在决死一纵队周围的国民党第三军、九十八军和九十三军,不断扰害群众,排挤决死队、牺盟会,打击进步力量。要解除他们的威胁,只有把他们撵走,但只靠决死一纵队是办不到的。我便和安子文同志一起,去找德怀同志商量对策。我提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八路军来支援我们。德怀同志沉思片刻说,这个办法恐怕不好。你们想一想,如果八路军一来,就难免同国民党驻军发生直接冲突,那样事情就可能闹大,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全局不利。新军不是戴的阎锡山的帽子吗?不要忘了发挥这顶“帽子”的作用,把“阎长官”请出来解决这件事怎么样?随后,我就把情况报告阎锡山,不出所料,阎答应出面交涉,他给蒋介石拍了电报,终于使国民党的这些军队撤到临屯公路以南,从而使决死一纵队摆脱了被包围的形势。此事的成功处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决策智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对局部和全局关系的处理上。解决局部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对全局的影响。如果因为一个局部决策而损害了全局,不管从局部看来怎么有利,也是一个败着和失误。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提出了所谓“天要下大雨了”“要准备雨伞”的行动方针,矛头完全是针对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德怀同志经常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应变措施。他不断提醒我们要十分注意决死队中原来的旧军官,对于坚持反动立场的要坚决清除,不可犹豫手软,以防不测。除了及时通过电报、文件和通过各个区党委向新军各部党组织传达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和决定外,德怀同志还亲自深入到决死一、三纵队,找干部个别谈话,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和军政委员会议,帮助大家提高和统一对反磨擦斗争的认识。1939年10月,他先到决死一纵队作了讲话和部署,随后又赶往决死三纵队召开党员军政干部会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防止突然事故,同时根据部队内外的情况对如何应变作了安排,特别指出对反动军官要果断清洗。他的这些精心指导和细致工作,对粉碎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在我们紧张地进行反磨擦斗争的时候,晋东特委的一些负责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发出责难,说沁州有一条“特别路线”,是同党的独立自主的路线相违背的。所谓“特别路线”,无非是指牺盟会、决死队实行的“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的统一战线形式和策略。显然,这些同志并不理解和懂得这种做法的实质和作用。德怀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中不存在什么“特别路线”,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是成功的。这一点不能够含糊。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德怀同志这个表态,对我们当时的工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为了统一党内对决死队、牺盟会的认识,八路军政治部于1940年1月18日发出指示并报告中央,指出:决死队是山西进步的武装力量,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已成为山西唯一政治上进步的抗日武装队伍,并成了山西一切进步力量的中心,有着光荣的发展前途。3月16日,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又致电中央,明确肯定牺盟会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过极其光辉的作用。6月,德怀同志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还称赞说:“新军成份极好,有大批积极优秀的干部,对于坚持山西抗战,争取山西好转,已有极大贡献,而且还会有极大贡献的。”他对于新军感情之深厚是溢于言表的。新军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无负于党与德怀同志的评价和期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