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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西林整军”和反磨擦斗争期间，我同德怀同志交谈甚多。除了商讨军事和统战工作外，有时还谈到工作方法和个人修养。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这个人性情较急，虽也深知这个毛病不改，是要误事的，可改起来真不容易。德怀同志笑道：你这个毛病要同我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luo@①!不过，我可以告你一个办法，就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写出处理意见后，不要立即拿出去，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了，再看它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确实比较妥当了，再拿出去。这是个治急躁病的良方。我已试了数年，效果不错。其实，这并非我的发明，我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你不妨试一试。从那以后，我也照此去做，果然奏效，至今仍常用不辍。这个办法说明了一条经验，就是处理重大事情时，亟需冷静，务必三思九虎，慎重决断。切不可躁进冒失，否则就难免举措失当，贻患于后。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还有一次，在谈到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防止偏听偏信时，德怀同志向我讲起了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他直言不讳地说，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朱长楷、王怀等人来找我，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要求解决袁、王及其武装。我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坚持认为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根据地就会面临危险，并说特委已作了决定。听了他们的话，我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遣红五军第四纵队随他们到了永新，1930年2月包围了袁、王所部，袁死于乱枪之中，王落水身亡。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将他们杀掉。袁、王二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此事追悔莫及，错就错在轻听轻信上面。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听了德怀同志这些话，我的心情亦觉沉重，也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想，能够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仍不失为聪明者。 (五) 1945年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抗日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经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批评，主要是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百团大战和关于“闹独立性”等问题展开的。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 有道是物换星移，往事回首，感慨良多!也许是这样吧。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