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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1943年3月，德怀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6月初，毛泽东同志致信于他，对谈话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不妥”。座谈会上一些同志也进行了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对的，有道理的。对此德怀同志也是认真接受的。不仅这次会上，而且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一再作过检讨。直至1962年6月他给中央的信中，还认为那次谈话“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是有错误的”。足见他是个知错必认的人，而不文过饰非的。 关于百团大战。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对于这种批评，德怀同志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错误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和对日军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他在1962年给中央的信中，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是有所影响;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我军‘游而不击’的造谣;我军也取得了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的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的迅速开展。”所以那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看法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事实。低估和否认百团大战的主要功绩是不对的。在百团大战中，决死队有五个团参战，其中特别25团、38团，经过这次战斗，才真正进入我军英勇善战的部队的行列。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关于“闹独立性”。会上所有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批评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之一是说德怀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而且他说过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些也可以成为批评的“依据”了，更不会认为这是“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当时的会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这么批评的。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记得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对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参加革命，竟然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呢，“说明进步甚迟”。有的甚至对德怀同志的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也进行责难，说那是什么生活上的“禁欲主义观念”。这类的“批评”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早在1922年党成立后不久，彭德怀同志就积极接受党的影响，同黄公略、李灿等同志一起在所在的湘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救贫会、士兵代表会，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又把救贫会、士兵代表会改为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闹饷、监视反动军官的动向，并继续向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一片白色恐怖，德怀同志毅然参加党，英勇地领导平江起义和组织工农红军，这一切难道不是恰恰有力地说明他“进步甚早”吗?难道不是充分体现了他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