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的不归路

时代周报：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怎么评估辛亥革命对此后中国的影响？

金耀基：这一百年，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长途中，有几个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性的年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其一。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的体制上，是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帝制，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秩序的远景。这个政治秩序就是共和民主，也就是人民共和。中国的共和政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现代转向”。这个转向是以武昌起义为表征的。这个历史性变化跟过去二千年来的政治变化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种朝代性的转换，是国家体制的转换，是传统的君主帝制转向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体制。一百年前发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此走向共和的不归之路，但是共和之路非常崎岖坎坷，不时出现共和倒退甚至反共和的情形，如帝制的复辟、军阀的割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民主科学的旗号，其中民主的旗号是肯定并回应辛亥革命所象征的共和的正当性。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英文为“RepublicofChina”,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直接带来的共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为“ThePeople。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体，都是以民主为共和的本质。

辛亥革命诞生的共和是一个早产的婴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自美国返回，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那个时候革命党力量根本不够，全国处于半分裂的状况，真正有力量的是袁世凯。所以，只能通过袁世凯去说服，或是强迫，让清朝皇帝宣布退位，避免法国大革命出现的大流血。袁世凯成功使溥仪逊位，孙中山就把临时大总统辞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袁世凯于1915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纪元为“洪宪元年”。但是不足一年，袁世凯死了。不过一年许，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溥仪再登皇位，改元“宣统九年”。真令人有不知今日为何日之感。

时代周报：这是为什么呢？

金耀基：辛亥后几年有这么大的反复，显示那时候对于民主、共和这些观念，一般国人不清楚，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说对共和的认同了。所以，袁世凯背叛了共和，张勋这个土军头就更不知共和为何物了。袁世凯之称帝，是共和之悲剧；张勋之复辟，则是共和之滑稽剧。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一个共和可以成长的大气候，此后十年，便是军阀割据称雄的局面，直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统一。回看百年辛亥，在共和诞生之后，共和的权威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皇权受命于天的权威既倒，共和权威又不能立，这就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权威的危机”。自军阀时代起，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秩序，多数时候不是靠“权威”，而是靠“威权”来统治的。这就表现为“强人”政治或“伟人”政治，都是“人治”，都与造神运动有关，这与“共和权威”的核心“法治”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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