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鸣曾说过，“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要英雄的平凡而琐碎的工程”，任何急功近利和操切冒进都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与投机，非但不会带来任何好的效果，反而引发更多的问题。试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种拔苗助长之举既无成功的可能，后果也是相当严重。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冒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偷懒行为。

传统依靠的是经验，革命则构思于理论；保守主义用“过去”说事，激进主义则以“未来”许诺。清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报刊杂志大多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清廷各级政府对这个新兴的舆论环境显然未尽了解。在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的现实下，激进甚至煽动性的思潮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一些保守而不乏中肯的观点则被新派的报纸编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而拒绝登载，由此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所完全边缘化，就算是政府一方的观点，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也完全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6、不可忽视的历史偶然性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

在近代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清朝的每一次进步都来源于一场危机的推动，但蹊跷的是，每次危机过去之后，改革总是陷入停滞，直到庚子年内部矛盾与外部危机总爆发，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弦更张，因为她清楚的意识到，如果一场实质性的改革不由朝廷来主导的话，外部力量将可能会强加给中国，而且极可能以牺牲清廷作为代价。

“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运作，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应付突发的大型事件。当然，危机事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是是应对与处理的不当所诱发的更大风潮。以辛亥革命为例，清廷实则是被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两个重大危机事件的叠加效应所颠覆，正因为其处置不当，才会有亡国之命运。

四川保路运动在“成都血案”后已无可收拾，一味的指望武力打压带来的只能是众叛亲离，而清廷的强硬政策显然要为此负主要责任。至于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与统制张彪的畏葸仓皇给革命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廷的所用非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事实上，如果处置得当的话，未必是每一场兵变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武昌起义的胜利似不能视之为必然。

以之前发生的两次兵变为例。1908年11月，时值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已打入安庆新军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举事，19日晚，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防备，革命军攻击整晚而未能拿下，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也是如此，当时革命党人赵声、倪映典等已在新军中策划已久，其加盟革命的士兵已近三千人。但事出意外的是，新军第二标与广州警察在革命前夕突起冲突，革命党人遂决定提前发难，在与水师提督李准所率的两千清兵激战后，起义因弹尽援绝而失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武昌起义的炮声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说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亦不为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