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旧法统或者说传统的专制结构(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则在于“下级服从上级”，在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还没有转型，民众的观念结构也没有转变，在大多数民众不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极少部分人试图把老祖宗的皇权专制一下转到西方的民主议会政治结构上去，这如何办得到呢？由此，革命党人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尝试，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乱，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

清末民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是无法支付起民主共和之成本的。在经济、观念、制度的结构都不曾改变的情况下，搞一部宪法，设几个新机构，这种所谓的转变，其实还是在旧有框架里继续游走。西方的议会政治，说白了是“分权制衡、各有职守，依法行事”，这和中国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完全格格不入。这套新规则，不要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学不会，就算是孙中山和那些革命党人恐怕也是搞不来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证。

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结构的转型，一转百转，千头万绪，理想的方式本该是和平渐进的改良，逐步发展经济、启蒙民众并让民众主动的参与进来，最终达成广泛的共识和规则，这个过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进的暴力革命只能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甚至重走老路。

辛亥的胜利，主要在于赶走了皇帝或者说剥夺了一个家族的世袭权力，其打倒的只是专制的顶端，但对于专制的基础却几无触动，无论是当政者的思维或是民众的素质，乃至各种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条件，专制的土壤仍旧肥沃，继续专制的惯性和要求也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想象与美好愿望。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学者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可惜的是，尽管《十九信条》下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的到来却选择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

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