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作为临危受命的袁世凯，其对清廷固然不无怨气，但要说他存心报复清廷也未必说得不过去。袁世凯与当时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样，大体上也只是跟着形势走而已。如果袁世凯意志坚定，其在《十九信条》下全力扶持清廷，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清廷一方在军力、经济、组织、外交等诸多方面实则是远胜于革命军，武汉、西安指日可破，南京亦恐难保，形势比人强，但其以“各地蜂起、无钱打仗”作为借口抛弃了清廷，那他就只能选择去做洪宪皇帝了。

就这点而言，袁世凯的见识、胆识与魄力远逊于曾国藩，正如辜鸿铭所嘲讽的，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和叛徒，借口为了节省这面旗帜的布料而不得不将它扔到了一边。袁世凯如此，其他有代表性的士人如末代状元张謇、汤寿潜等也迅速转向革命党，其节操固不足论，正如史学家陈三立对国变之源的追论，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而“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更致人纪防堕、人心狂逞，一群无责任感的亲贵重臣把持权柄，清廷又岂能不亡。

10、激进、草率、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构架遗患无穷

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