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关的还有近代史分期问题。这主要是如何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的历史。有的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志进行分期，有的主张以三大高潮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标志把近代史具体分成7个阶段；也有的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 将中国近代史分成四个时期；还有的主张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结合起来，认为中国近代史应分成五个阶段；另外还有三段说等等。各家观点不一致，但出发点都是力图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规律性与特点问题。由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差异，也影响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事件、人物诸问题的评价。
    与中国历史特点认识相关的问题还有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是土地国有制贯串其中；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一直占主导地位。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土地所有制有所不同说，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既有封建土地国有制还有不同的其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如大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所有制与占有制的区别等。与此相关的还有地租形态的讨论、土地所有权的法权问题的讨论，等等。有的学者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的研究，进而论述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与特点。今天反思这些争论，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工作者是从更深层次上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对历史过程作出表象的描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家曾提出过各种历史过程、阶段的论述，近代史学家也曾用进化论提出过中国历史过程论，意识到古代社会有所谓的石刀期、铜刀期以及古代、中古、近古不同阶段，但比较起来，新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的认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理解，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如何从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有四个特征：民族是历史上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地域、共同生活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以这样的定义，认识中国民族，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由此，有关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民族起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主流以及各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同样成了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史学工作者的讨论，不但对于人们认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解放初期史学工作者关于中国古史、近代史分期的争论，深化了对中国历史过程的认识。大家都是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古史分期的不同见解，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而是对具体问题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学习。但由于种种原因，史学方面的争论为极左思潮所干扰，使得人们对中国历史特点认识和探索无法继续深入下去。
    二是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五六十年代，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有多种看法：或认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认为社会矛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或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具体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讨论，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内容很多，它涉及到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特点以及中国农民战争史分期等各个方面。大家肯定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农民战争通过什么途径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就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让步政策”，认为是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地主阶级不得不实行让步政策，轻徭薄赋，招辑流亡，恢复生产，从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这种看法相左的，则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实行让步政策，是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削弱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围绕这两种基本看法，还有一些相关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应该说，史学界这些争鸣是正常的争论，大家同样是力图说明农民战争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有些不同的意见，受到不应有的对待，甚至有的学者因此受到打击、迫害。
    和历史发展动力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价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对曹操的评价。50年代关于曹操、武则天评价的争论，学术界上沸沸扬扬；而且不只是史学界，在文学界、哲学界，包括一般干部、学生也参加到这场争论中来。到了60年代，又升华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作用的问题，由此又引发出关于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理论的讨论。这一场争论对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有意义的。
    和中国历史特点相关的理论问题是亚细亚问题。和30年代前后的亚细亚问题讨论不同的是，这其间的不同见解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派别、不同路线的争论。50年代初期开始的亚细亚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有的认为是东方特有的奴隶制或“早熟奴隶制”，还有的认为是一种奴隶制的变种或者说是低级奴隶制等，各家看法差异很大。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是仅见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故历史学家或从生产方式上寻找原因，或从政治制度去思考，或从经济关系、与周边外族交兵产生的影响上寻求解释，都是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三是对史学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论。有对“史”与“论”关系的讨论，如“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的争论；有对史学工作重点问题的争论，如“今”与“古”的关系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也就是史学工作的重点究竟是放在近代史、现代史还是放在古代史上；还有对史学工作的“中”与“外”关系处理问题的争论，也就是究竟把外国史研究、教学放在整个历史学工作中的什么位置上。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工作的重大问题。通过争论，史学工作者认识到现代史、党史的研究教学要加强。在外国史研究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言必称希腊”而轻视中国史研究的倾向，提出过批评。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倾向得到了纠正。外国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洋史”的研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对亚非史特别是对东南亚人民解放斗争史、文化史的研究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