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史学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和关于这一物质运动、变化所依据的规律，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认识，也是在永恒的变化、发展着。这种发展观比起史学史上提出的“成一家之言”、“独断之学”以及近代新史学提倡的史学革命要更科学、更彻底。唯物史观是具有实践的品格，它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又随着社会的实践发展而发展。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唯物史观就永远显示出它的活力。当年，俄国米海洛夫斯基硬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非难”，“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历史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出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1卷，第171页-172页）因此，只有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 才能保证史学在正确道路上不断创新，把我们史学推向21世纪。
    怎样做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以实践为标准来衡量？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数的。如果不是从立场观点方法上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是照搬一些条文或者套用一些词句、语录，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当成某种公式来使用，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史观的要求。1890年，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说：“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规律学说是线性因果分析法、是一种公式，认为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使历史评价单薄、简单的看法和做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唯物史观是科学历史理论，同样它也指导我们探求、解决史书编纂、体裁创新诸问题，从而正确处理好史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的，范文澜说要反对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从而在史书中“把历史描绘成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56页）；侯外庐说：“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第18页）造成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是“左”倾错误的干扰与破坏，如果把这些说成是唯物史观指导的结果，是不符合事实的。
    史学工作者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在于唯物史观从根本上阐明了发展史学要批判继承传统中外史学遗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发展观，是对旧事物辩证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割断古今联系，它要求我们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封闭人们的认识，而是开拓了史学创新的康庄大道。
    第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不能割裂。以为用一种方法就可以使史学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历史方法论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20年代，一次是80年代中期。20年代，随着西方的史学方法论传入，在中国出现一股“方法论热”。这一思潮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古代史学在究天人之际、在记时书事中凝含着一定的方法，在辨伪考信中也都有自己的方法。史学近代化也包含着研究历史方法的进步。在2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学人提倡归纳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比较考据法、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定方法论后面总有一定历史观，这是其一。其二，有的学者或是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要否认人类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把历史研究法归结为史料整理法，用这样的眼光研究历史，不可能使历史研究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应该指出，西方史学变化有不同的历史哲学，有历史研究客体、主体的思考，也有历史知识、历史性质的探索，无论是实证的还是思辩的，都是有特定的方法的。史学研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但他们关于史料的考订、材料的综合和史著编写方面的意见，同样是服从他们的历史观点的。国内在研究方法讨论中有各种意见，体现各种倾向。其中的一种倾向是：史学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对待，可以离开历史观点谈方法，进而谈论史学创新。这样做，不说是缘木求鱼，但收效甚微则是确信无疑的。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延续时间不算短，但说实在的，这一次“方法论热”对历史研究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史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观与方法是辩证统一的，过去忽视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阻碍了历史研究的深入；提倡多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与一定的历史观点紧密相联的。我们不能离开历史观孤立谈方法。即使历史观、方法一致，学者在历史的认识上还会有差别。
    第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学术争鸣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把正常学术争论说成是政治上派别斗争，并宣布一派为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派是反马克思主义派，进而加以打击迫害，这对于学术研究极为不利，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
    第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系处理。从延安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在众手修书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集各方面专家之长，数十年磨一剑，撰写出为世所重的学术精品；特别是当代社会又进入信息时代，有些大作品、重大课题，仅凭一人精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众手修书也是时代史学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认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在利益的驱动下，编大丛书、大套书，包装辉煌而内容一般，粗制滥造还没有算在其中。这些史学作品梓行问世，无益于世，轻一点儿说是浪费资金，重一点儿说是败坏风气，这与“大跃进”时期的大呼隆编书一样，是极不利于史学、不利于史学人才成长的。任何时候，都要提倡勤奋治学，即使是众手修书，也是要提倡个人深入钻研，离开这一条，史学要健康发展、要进行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六，中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研究的关系。当代世界形势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看世界，要注意研究中国史，也要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和世界关系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有困难，首先是语言上的障碍。但这不是理由，费正清号口美国史学工作者研究东方历史、中国历史、有的“我不懂中文”为由，表示反对。费正清进行反驳，即使不读拉丁文、希腊文，难道就没有对这些地区历史的观点吗？“这里的问题不是使用什么语言，而是我们知识范围和历史的视野究竟有多宽？”作为一个对世界发展有着重大责任的中国，我们一定要把世界史与中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这对我们认识世界发展趋势、认识中国历史走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七，史学与研究高科技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是空前的。高科技发展对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已开始显露，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估计。这不仅是凭借高科技作为加速研究进度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科技发展对思维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对历史的思考，如同当年生物学上达尔文进化论对人文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世界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21世纪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有大作为的新世纪，也是中国新史学在世界上产生大影响的新世纪。我确信这一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