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领域扩大了，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了史学领域中的热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比如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关于地理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们坚持唯物史观，解放思想，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事例，如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生产力性质的认识、关于对国家职能的新认识，以及关于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深刻见解，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对外国史学研究的加强。80年代以前，中国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很模糊，可以举出的材料不多。人们对西方史学及其理论有一点了解，大多是通过《历史哲学》、《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等书中获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面向世界，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作品或文集被译介过来有三十种之多。在此基础上，中国学人写出了一批西方史学史、欧洲史学史及历史哲学之类的著作，还出版了一些文集，这些作品扩大了学人的眼界。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被介绍进来，由此又引发出对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东方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史学认识论的讨论以及史学主体与客体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民族史学发展史与近百年史学的总结。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史学遗产的价值重新思考，进而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各种史学史著作的出现，是以前所不曾见到的。这些著作从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教育各个方面，批判总结传统史学遗产，这实际上是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史、史学批评的研究深化，把中国史学放在社会、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重新审定中国民族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为的是继承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建设有特色的新史学，使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近百年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还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专论和各种评传。
    通过对唯物史观重新学习与再认识，讨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大家认识到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等同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写出了一批史学概论著作和相关作品。这些年来，大家还讨论了唯物史观与外国其他史学流派的关联，研究唯物史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系统总结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写出多种近代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这更是以前所不曾有的。
    二十多来，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同的热点。80年代初出现过“回到乾嘉去”的考据热；80年代中期在讨论历史方法时出现过所谓的新、旧“三论热”；从80年代到90年代还出现过“文化热”、“新儒学热”、“国学热”。史学发展长河的波澜起伏，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发展的景观。对不同时期各种文化现象要作出分析，对一些问题要作出思考，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在此，笔者想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一百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出现过史学大家。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史学家。他们的成就都是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在思想上是有争论、斗争的，但是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抬高一些史学家的同时而有意或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出现所谓重排大师名录、新编丛书，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成就的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他们又都是在相互吸收彼此的长处。胡适对李大钊很尊敬，称李大钊、梁启超、王国维是他要纪念的朋友（见《胡适文存三集》）；李大钊对傅斯年也给予过帮助。还是在20年代，顾颉刚谈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时宣称：“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又说：“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了，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古史辨》第四册“自序”）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史时，对王国维、罗振玉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侯外庐对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同样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认识中国近代史学主流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讨论；但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巨大影响，要作出充分的估价。从史学发展大势上看，从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上看，从历次史学争论后史学变化上看，在五四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曲折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有不同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的史学家与有不同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立起来，进行褒与贬。
    对当前各种文化思潮应当进行分析，而关键是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吸收各家的学术之长，作为发展新史学的参考和借鉴。
    第二，不能把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史学创新对立起来。在检讨近代史学特别是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时，一些人认为解放后史学上之所以出现失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认为史学著作单调、内容贫乏，是由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致；认为强调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创新不利。这些看法是有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