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史学工作队伍的建设问题。这里包括如何处理好老专家与青年史学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的史学工作者的关系（比如所谓的工、农、兵作者编修史书相关问题），也涉及到历史教育有关问题，以及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很多，不仅出版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也出版了多种近代史著作、中国革命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还出版了各种专史、断代史著作。这些著作在主观上可以说都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指导，努力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但由于每个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过程与特点认识不一致，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上人物评价的不同，这些反映到历史著作中来，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文献事业与考古发掘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及明清史料的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编辑达10种64册之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资料搜集出版等，都反映出历史文献事业的成绩已十分可观。在地下考古文物发掘方面，蓝田人的发现、特别是1965年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把中国历史一下子推到170万年前。大汶口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 丰富了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认识；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殷墟的新发现、侯马遗址的文物发掘与整理，以及各种发掘报告、研究报告、甲骨文和金文的释读等，都大大推进了古史的研究。
    17年中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但是17年中史学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学术的争鸣与政治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学术上不同的观点被上纲上线，很多学术上不同的见解被当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右倾思想，受到批判、打击，乃至迫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学术中，很多学术领域的探索成了禁区。由于片面强调“厚今蕴古”，古代史教学被严重削弱古代史内容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以“左”的思想诠释“厚今薄古”，只能变成了对古代史学价值的否定。在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下，史书的编写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不仅如此，简单化、教条化的学风也影响到史学，历史研究中的公式化相当严重。高校历史系的“拔白旗”，一批老专家受到打击；进大学不久的学生就开始写教材，说这是“破除迷信”等，这些都对史学发展起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加上历史教育体系的缺陷，史学队伍的建设必然受到影响，要形成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学派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史学家受到的迫害越来越严重。50年代末，吴晗由研究海瑞，到写出剧本《海瑞罢官》，再到《海瑞罢官》的被批判，学术讨论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由于各种原因，17年史学受到苏联的史学的影响，虽然不能全盘否定它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作用，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文革”10年的史学，恰恰是膨胀了17年史学“左”倾错误，否定了17年史学的积极方面。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中国历史学遭受到空前的摧残。“四人帮”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搞儒法斗争，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践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工具，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一大批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他们一方面是把历史学当成“封、资、修”的东西来批判，一方面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历史学成了伪科学、“影射史学”，教训相当深刻。
    二、新时期历史学的新风貌
    十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时代给予的机遇。“文革”结束，广大史学工作者愤怒声讨“四人帮”中国历史学的史学上的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史学发展起了清理地基的作用。
    1978年，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一年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这篇文章，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 页）党中央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历史学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正是有了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才得到解放，突破了理论上的禁区，历史研究的面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唯物史观在各种挑战中显示出了自己的活力。
    二十多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史学园地繁花似锦：如通史的研究与撰写，各种断代史的研究与编写，民族志、民族史、地方史志的编修，各种专史的研究与撰写，各种文化史研究与相关著作的撰写，外国史研究与相关作品的出版，社会史研究与写作，中外史学理论、史学史的研究与相关作品的出版，出版各种文集、传记的出版等等；各地学术刊物上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有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公开发行的专门刊物。这些方方面面的成就，应当有专门篇章来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提出新的问题，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史学工作者重新思考关于历史过程和规律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特点问题。这又涉及到中国有没有奴隶制问题、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涉及到关于封建社会长期性、延续性的问题，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问题；此外，还有关于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重新评价诸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又有了新的见解；有些则是新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史学工作者冲破理论禁区，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新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