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年代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宗族研究
    194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研究时尚。50年代及60年代初，受中国古代史分期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影响，一些学者重新探讨先秦宗法制度，尤其关注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先秦以后的宗族研究也有所开展。50年代历史学界的政治化和理论僵化尚不如后来严重，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宗族形态与宋以后的“族权”形态不同，与政治和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强，因此还能出现如张政烺、金景芳、唐长孺的学术性很强的实证性论著。
    宋以降宗族的研究，是在60年代批判“族权”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制止宗族活动的刺激下开展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严重影响了宗族研究的学术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族研究陷入停顿状态。
    （一）先秦宗族研究（注：本部分及以下先秦宗族研究部分，参考了朱凤瀚、徐勇编著《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和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有关内容。）
    通论性宗族研究的代表作是杨宽著《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作者系统论述了周代贵族宗族组织，并深入剖析了宗庙、族墓、姓氏、名字、婚制等宗族制度内容。
    商代家族研究。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勾画了商代氏族组织形态以及经济制度。张政烺撰《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2卷3、4、6期，1951年9、10、12月），据卜辞和金文资料， 论述了军事和生产合一的氏族形态与功能。又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中指出殷代时一族百家，属于农业共同体。林沄在60 年代完成的论文《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将卜辞中的“子”释为当时对男姓贵族的尊称，同时指出几种非王卜辞占卜主体的家族属商人父权家族，并论述了几种家族的构成、族长权力、经济情况等。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一文，探讨了殷代的亲称、日名的意义、继承法、亲族制度。
    宗法制度。金景芳《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2 期）一文不同意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天子实为天下大宗之说，认为宗统和君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本质上是矛盾的，还认为宗法制度仅实行于大夫士阶层。这一新的看法，引起了后来学者们的争论。有关宗法制与社会性质的关系引人注目，叶国庆《论西周宗法封建制的本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 期）认为宗法制体现的是农村公社中的封建关系，而非氏族制社会的产物，并论述了先秦时代宗法宗族制的基本状况。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认为， 宗法制度非中国所独有，人类社会途程中必然会有“亲族”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指出，宗族就是家长制大家庭。宗法是因为儿子继承父权家长而产生的，也就是继承宗子而产生的。宗族或家长制大家庭是氏族社会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一个阶段。童书业不同意黄子通所持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并非封建社会特征的观点，以西周春秋和魏晋南北朝时代“宗法”为例，认为中国上古、中古的“宗法”制以及等级制，都是主要和封建制经济相结合的（《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还有学者从一个国家来探讨宗法制，如常正光《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争霸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 期），论述了晋国宗法制的解体问题。
    （二）魏晋南北朝宗族与士族研究
    唐长孺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奠基者。1955年三联书店所刊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论丛》收入这方面研究的两篇论文。其中《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提出：宗部的意义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宗族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除了防止与镇压起义之外，也抗拒政府的无限度的征发，特别是徭役的征发。山越是山居的江南土著，山民是由大族控制的，这些大族组成的宗部往往于山险之地据守，因此，山越与宗部构成密切关系。孙吴建国乃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对于另外各个宗族集团宗部的胜利。因此，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大量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对于唐长孺的观点，贺昌群发表《关于宗族、宗部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批评唐文忽视了对于宗族的社会阶级性质的分析，把宗族与西汉末东汉初兴起的封建家族、门阀混淆起来，认为宗族是东汉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上一种落后的旧集团。因此，孙吴和魏晋建国不是若干宗族联盟对敌对宗族联盟的胜利，而是地主阶级统一战争的结果。该文的批评有不太尊重实证研究、迷信理论和概念的缺点，对唐文有些苛求，但从宏观视野对宗族社会演变的分析，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唐氏第二篇论文是《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补充和说明了以往对该制度研究的不足之处，认为九品中正制配合汉代门阀的发展而起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但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并为士庶区别制造了理论根据之后，这一制度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而已。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收集的论文多系1958-1963年起草经1981年至1982年间修改补缀而成。集中的几篇论文探讨了士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指出，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士族的形成和升降》指出，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对于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决定于“冢中枯骨”，而决定于眼前的权势，即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人荫族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指出，晋灭吴后制订的户调式规定按品官荫族、荫客和占田，基本精神是保证当代各级官僚贵族的特权，有关“士人子孙”的补充规定，确立了士人的荫族特权，从而确立了士之为族，士族的名称也就是此时开始出现。确立士人的条件是凡“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即任州从事以下均荫及期亲（之族）。这一标志导致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了取得免役特权，改窜户籍上的履历，以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于上述规定。《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指出，孝文帝按照当代官爵和魏晋士籍，定门阀为四等，按等级享受免役、荫族和入官权利，建立了新的门阀序列和体制，它具有明确、具体的官爵标准和明确的四级区分，而这在两晋南朝至多是习惯上的并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
    （三）宋元明清宗族的研究
    60年代，为配合打击日渐活跃的宗族活动，理论界也开始批判“族权”，一些报纸和学报刊登了有关文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族权，是宋以来宗族形态的延续，所以批判族权刺激了人们对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关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有的纯属批判性的政论，如胡玉衡《试论封建家族的反动阶级本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简修炜、 艾周昌《论封建族权的反动本质》（《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也有的学者开始从学术上关注宗族问题， 如邱汉生《批判“家训”“宗规”里反映的地主哲学和宗法思想》（《历史教学》1964年第4 期）结合一些宋至清的族规家训论述宗法思想问题。广隶《祠堂--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欺骗农民的工具（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天津日报》1964年4月15日）， 利用家谱中的资料对清代一个宗族祠堂进行了阶级分析。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一文， 从族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迟滞问题，他注意到宗族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结合，使用了“乡族”的概念，把宗族作为地域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看待（注：有关“乡族”论的形成、特点及影响，请参阅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一文实证性强，这在当时很难得。该文认为族权要素是祠堂、族产、族规和族长，指出宋元时代已有把祠堂和祭田相结合的事实，族权在明中后期完备，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在明中期被打破，到清代宗族组织已经极为普遍，雍正四年清政府设族正，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太平天国兴起，族权就更普遍地和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了。该文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还是对宗族发展史的考察，都有创造性，对后来的宗族研究影响较大。